东西问 | 晋商对现代经济发展有何启示？

       中新社太原10月24日电 题：晋商对现代经济发展有何启示？

　　——专访山西万里茶道文旅发展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范浩里

　　中新社记者 胡健

　　作为中国历史“三大商帮”的晋商，曾在中国明清时期以商贸金融为中心进入中国产业、贸易和金融领域主流地位，开创“万里茶道”“百年票号”的五百年商业辉煌。

　　晋商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在曾经的世界经济版图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晋商孕育出的精神内涵对现代经济发展有何启示？近日，中新社“东西问”栏目独家专访山西万里茶道文旅发展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范浩里，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晋商崛起的历史是什么，有何发展脉络？当时的晋商在世界经济版图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范浩里：山西是中华商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从秦汉到唐宋，由于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加工制造业初具规模，为商业流通和发展提供着物质基础。进入明初，晋商借助明王朝建立九边、解禁盐务、边地屯田、边市贸易的特殊市场需求，开辟了国内长途贩运的商业模式，并迅速获得河东盐引，进而进入两淮和长芦盐市场，独享盐利长达百余年。

　　直至弘治五年(1492年)，明朝朝廷将开中“纳粮”改为开中“纳银”，直接挑战晋商“极临边镇”的地理优势。山西商人以“朋合制”“东伙制”等经营模式集群而行，从开中地区的边镇市场逐步走向全国，完成了“边商”向“内商”的机制转换。晋商通过盐运盐务、粮油布帛、茶叶陶瓷、白酒生烟、药材颜料以及冶铁制品等物产的跨境营销，将商业贸易、物流运输、钱业典当等多种经营的触角，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东南沿海、西北和西南疆域延伸，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早期萌芽与发展的先行者。

　　入清以后，随着战乱平息，中国出现了版图一统、政治相对稳定的局面，为开发边疆地区经济贸易创造了较好的营商环境。

　　在200年茶路的开拓中，山西茶商以集群式发展和集团化经营，开创了南“吞”北“吐”的产业格局和内贸、外贸相依相济的竞争优势。在促进中蒙俄茶路城市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新社记者：晋商的发展过程经历了哪些重要的历史阶段？在此过程中，晋商取得哪些辉煌成就？

　　范浩里：在晋商的发展中，历经盐路300年、茶路200年和票路100年的三个重要历史阶段，以“集群而行、集团而营和集成而治”的商业模式，逐步从国内商业经营走向国际贸易市场。明清政府“重农抑商”政策的逐步改变，加快了山西地域性民间商帮集群与资本集团的迅速崛起。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沿海沿江重要商埠的对外通商，推动了国内商业贸易的结构调整。晋商原有的钱业典当、账局银号及押镖护镖等传统服务，也受到近代交通工具和电讯技术进步等新兴市场的挑战。

　　于是，一大批财雄巨贾开始从商业资本中剥离金融资本，开创了商品交易活动中专营银两存贷与异地汇兑的专业金融机构——票号。在清代，晋商50多家金融资本集团在国内外127个城镇、码头开设560多家票号分庄，并通过分布在各省的千余座商人会馆，开展了民间资本的大跨度运作，形成了与万千商业过载店、批发商相依相济的商网覆盖。

　　中新社记者：太、祁、平三大票帮打造的金融集聚区为什么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

　　范浩里：太谷、祁县、平遥是明清时期北方票号的发祥地，因此成为以票号为核心的金融总部集聚区，集聚与扩散晋商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营造了近代中国的民间商业帝国和资本化生存环境，从而造就了晋商在中国近现代金融汇兑业开疆拓土的奠基者地位。通过对外开放金融枢纽，进一步扩大国际经贸往来，甚至把票号、商号拓展到日本、朝鲜、俄蒙地区及印度。

　　1927年，山西省教育部门颁印的《高小商业课本》第一册设置的第三课《太谷》就描述了这样的繁荣：“太谷是山西全省的第一个商区。在商业界的势力，可以左右全省金融，城内商号栉比，又多为批发庄，它的支庄遍布全国。”美国人罗比·尤恩森的《宋氏三姐妹》一书对此也有所记载：“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中新社记者：晋商通过何种商业模式与治理方式在世界经济中站稳脚跟？对现代经济发展有何启示？

　　范浩里：晋商数百年的兴衰成败，为中华民族书写了一部独特的营商文化史。他们在道德信仰、产权制度、经营谋略、管理智慧、组织体制、人本激励和市场信用中，打造出晋商独树一帜的发展模式与人文精神谱系。

　　一是“商儒并重”的文化底蕴。晋商在数百年的商业实践中，以商与儒的和衷共济，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重儒轻商的传统习惯，把商文化的生产、流通、消费形态及社会价值创造过程，与儒文化的道德人格诉求完美结合，营造了商儒并重的社会氛围和士魂商才的价值取向，精准地诠释了“商”与“儒”的内在规律与辩证关系。

　　二是“义利谐调”的经营思想。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商帮集群，能在历史演进中矢志不渝地从事贸易金融活动数百年，其核心就在于“义”和“利”的和衷共济，把“以义制利、以利弘义”的逻辑力量，运用于行商济天下的商业实践，开创了晋商修身立业的道德范式。

　　三是“劳资共创”的发展机制。晋商开创的以“身股”与“银股”为核心的“顶生意”制度，是一种“劳合”与“资合”共创共享的资本组织形式和利益共同体模式。这种产权制度安排，成功地打造了晋商“劳资共创”的文化特质和发展机制。

　　四是“家国兼济”的责任担当。晋商发轫与发展正处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作为民族资本的基层力量，它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最大区别就是重仁义、行大道、舍利积德、行商济世。诸如晚清时期山西的“抗英保矿”运动，就是由晋商渠本翘、刘笃敬、崔廷献、常旭春等一大批商界精英组织发动，绅、商、学、民全面参与的反帝保矿斗争。他们以大商视野与家国情怀奔走呼号十余年，不仅筹资数百万两白银夺回矿权，而且投资创办了清末山西首批采矿企业、冶铁企业和火力发电企业。

　　“晋商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资源之一，处在深改转型关键时期的各类市场主体，应借鉴晋商的“义利观”，破除创业“富不过三代”的传统周期规律；应借鉴晋商的“劳资观”，创造转型期劳动与资本共进共创的激励方法和兼容模式；应借鉴晋商的“财货观”，揭示和深化产业链竞争的商业伦理和市场逻辑；应借鉴晋商的“家国观”，激发企业创造社会价值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

　　中新社记者：晋商如何打开国际市场？如何看待晋商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贡献？

　　范浩里：国家的发展环境与政策导向、产业的资源配置与转换效率、商人的战略眼光与经营才能，是明清时代晋商打开国际市场的三大动因。

　　近代学者严慎修在《晋商盛衰记》中写道：“南则江汉之流域，以至桂粤；北则满洲、内外蒙古，以至俄国莫斯科；东则京津、济南、徐州；西则宁夏、青海、乌里雅苏台等处，几无不有晋商。”在被称为“世纪动脉”的万里茶道上，晋商与陕商、京商、口商及蒙商、俄商、欧美商，共同掀起一场东西文明的大碰撞、大交流与大融合。

　　以榆次常家为代表的晋商集群一直把市场扩展到俄罗斯的中心腹地，商号开到了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赤塔等地，将万里茶路又延伸了1300多公里。中俄茶贸交易量也从乾隆年的83万卢布增至道光年的1240万卢布。随着晋商车帮、船帮及驼帮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晋商也为东西方经济交往、文化交流等作出巨大贡献。

　　受访者简介：

　　范浩里，1944年生，山西晋中榆次人，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从事晋商文化研究，现任中国未来研究会研究员、山西万里茶道文旅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客座教授，长期研究晋商发展史及其理念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发表有《晋商制度文化的时代价值与传承应用》《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历史存在锻造了“万里茶道”与“晋商精神”》等百余万字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