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六观｜陈须隆：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如何应对变局？

       编者按：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此前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

　　中新社“东西问”专栏特别推出系列策划，邀请知名专家学者，深入解读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六观”。
 

　　中新社北京8月29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如何应对变局？

　　——专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陈须隆

　　中新社记者 杨程晨

　　在今年举行的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这一论断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开辟了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对这一论断进行详细、深入的解读，将有助于海内外受众更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中新社“东西问”近日独家专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陈须隆，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解读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本质要求包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映照出中国人怎样的世界观？

　　陈须隆：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首先是立足自身发展，在世界之林中自立自强，同时又把中华文明优秀文化中关于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思想有机结合。由此可见，这样的观念把整个世界看成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包含着非常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不管喜欢与否，整个世界愈发变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互动，就是要一起建构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样的目标既考虑到现实性，又对未来实践提供愿景。这一世界观统筹了自身与外部、实然与应然、世界观与方法论等关系，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不仅对中国，且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非常有启示的。

　　中新社记者：在当今世界纷争不断的背景下，不同文明之间是否如亨廷顿所言必然冲突？中华文明尚和传统有何当代价值？

　　陈须隆：对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我们一直是持批判和反对态度的。今年3月，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表明了这一点。我们明确反对“文明冲突论”，认为要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开展文明的交流互鉴，要进行文明传承与创新，还要构建全球文明的对话网络。

　　至于说中华文明尚和传统的当代价值，和合价值是中华文明的精华所在。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它一方面可以保证自身的和平与稳定，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有内生性、文化根基、文明底蕴的。另一方面，和文化应该在世界上发扬光大，尤其在如今矛盾冲突频发的情况下，和平相处、以和为贵，和文化更加值得被倡导。实际上，很多问题的出现，就是因为没有理解和遵循这一观念，有人大发战争财，和平成为他们的敌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构建和平的伙伴关系。

　　中新社记者：作为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和平性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将发挥哪些作用？

　　陈须隆：和平性的价值在于能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让中国在世界上成为和平的建设者。我们应强化自身的这一角色，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是国家、地区层面，在各领域都可以发挥作用。

　　中新社记者：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包括“要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在当前国际背景下，应如何构建这一网络？

　　陈须隆：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一下。谁来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

　　首先是国家和政府一定要发挥大的作用。国家之间要结成文明伙伴关系，要加强文化交流、文明对话。双边层面很重要，双边推动往往是基础。文明伙伴关系网络的达成，要覆盖安全、发展、生态环保、数字文明等各个领域。

　　其次是大到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小到社会团体、民间机构以及一些个人都应发挥积极作用。要把更多行为主体纳入到构建对话合作网络中来，形成合力。要注重在社会层面多做工作，人文交流与社会的关系非常紧密。

　　当全球的人文交流合作达到一定的广泛性，并在某些领域深耕细作，这样文明对话合作网络的构建才能逐步完善成为一个系统工程。

　　中新社记者：百岁基辛格日前受访时谈及中美关系出现转机时称，“还很难说是该将这种尝试理解为摊牌前的战术休息，还是理解为永久性的框架”。对此您怎么看？

　　陈须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出的特征就是“变”。变局中，中国是一个确定性的因素。虽有变，但中国这种变化是循着和平发展的方向，它是一股稳定、积极的力量。

　　反过来，导致今天世界动荡不安的因素，恰恰是西方某些国家造成的。他们竭力维护所谓“西方中心主义”和其自身主导的国际秩序，维持自己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但就目前来看，全球不同国家、地区的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一些新的理念在不断产生。种种迹象表明，是他们的世界观出了问题，他们成为全球不稳定的因素。解铃还须系铃人，最终还需他们来修正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这种情况下，转机能否出现不完全取决于中国，但中国自身的定位很清楚，政策主张也很清楚，肯定是一股积极的力量。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中新社记者：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面向未来，“一带一路”建设还有哪些领域值得期待？它对实现南北对话、推动南南合作而言，有何意义？

　　陈须隆：“一带一路”建设可以说是世界性的“大手笔”，改变了很多国家的命运，许多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参与之后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与时俱进的，能够回应时代需求，前景是广阔的。

　　当然，“一带一路”建设要稳定发展，也需要规避和应对一些风险，对安全发展的相关议题予以更多关注，并制定出台切实的措施确保行稳致远。

　　面向未来，“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切合当前的国际发展大势，在低碳发展、数字化转型、智能化革命等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并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中国新提出的全球性倡议相结合。尤其是要让“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一条文明之路，增强沿线文明对话、文化交流，进一步推动构建文明对话合作网络。

2022年9月7日，施工中的印尼雅万高铁，这是“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印尼两国务实合作标志性项目。（无人机照片）王增堃 摄

　　“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就是南南合作的载体，其沿线国家主要为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有一些发达国家加入进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建设对南南合作的前景意义重大，在现有框架下，南南合作的主题可被显著突出。

　　关于南北对话，南方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只有越来越团结，且不断地发展壮大，北方国家加入对话的意愿才会更强。在此过程中，自然也可以吸纳更多的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以这种方式实现对话。

受访者简介：

　　陈须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二级教授、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惠园特聘教授。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宣部“四个一批”暨文化名家人才，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著有学术专著《区域安全合作之道——欧安会/欧安组织的经验、模式及其亚太相关性研究》，合著(包括主编、副主编)十几本著作，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国际问题评论文章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