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6日电 题:“和平性”为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作者:韩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编者按:
今年6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8月2日起,中新社“东西问”专栏特别推出“五性”系列策划,邀请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深入解读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该系列共五篇,一天一篇。敬请垂注。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形成了诸多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基本特征,其中最突出的是和平性。这种和平性如何形成?基本内涵有哪些?
中华文明至少有五千年历史,和平性的形成源远流长。黄帝是中华文明“人文初祖”,其宽厚仁慈,以德服人,尽量不用武力。从黄帝大臣仓颉造字就可看出。《汉书·武五子传》赞曰:“是以仓颉作书,‘止’‘戈’为‘武’。圣人以武禁暴整乱,止息兵戈,非以为残而兴纵之也。”仓颉造“武”字,本意为禁暴整乱,止息兵戈。黄帝与炎帝和蚩尤的战争是在不得已情况下以战止战。史载蚩尤作乱,黄帝曾用仁义去感化蚩尤。“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太平御览》卷七九引《龙鱼河图》)黄帝不得已用武力与蚩尤战,使得炎帝、黄帝与蚩尤三大部落联盟得以融合,黄帝“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内和平”(《韩诗外传》卷八),天下大治。
尧舜之治是中华文明的理想之治。尧“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舜在平治天下的过程中也尽量修德行教,不用武力。《韩非子·五蠹》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尧舜造就了后世向往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治世。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主要是以儒家的和平观为价值理念,以“和合”为核心价值,追求天下“太平”的理想目标,基本内涵有以下几点:
在宇宙观上,儒家以“保合太和”为最高境界。《周易·乾卦·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天道的大化流行,使万物各得其所,各随其性,保持这种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地发展。北宋张载在此基础上提出“太和所谓道”,把宇宙本源的、最高的和谐状态称为“太和”,并把“太和”提高到宇宙间最高的“道”。
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儒家讲“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万物一体”。“天人合一”是“天地人一体”的简化,认为人类与天地及万物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即天地万物不是自然地堆积在一起,不是机械地组合在一体,而是无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生命体连接共生、感应贯通的有机整体。《孟子·公孙丑下》有句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立元神》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意即天地人是一个相互联系、共生共养、和谐一体的生命系统,任何一部分都不可或缺。张载《西铭》提出了“民胞物与”,宋儒提出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讲“和为贵”“和以处众”“仇必和而解”。孔子学生有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是儒家处理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基本规范,应用时以实现和谐为最高境界。宋代诗人林逋在《省心录》中说:“和以处众,宽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为人处世贵在“和、宽、恕”三字,而宽、恕都取决于和,以和为归宿。北宋张载在《正蒙·太和篇》提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世间万事万物包括人都会有对、有仇,如何化解?他提出了“和而解”的主张。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儒家提出群己和谐,强调人的社会性,而社会则靠伦理维持。《论语·微子》载孔子听了子路复述隐士长沮、桀溺的说话后感叹道:“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他批评隐士逃离人类社会,与鸟兽同群,掩没了人的社会性。孟子认为作为社会的人要讲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五个方面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关系,以维持人类社会生活和谐,是人与动物界的本质差异。
在国家、民族关系上,儒家讲“协和万邦”“亲仁善邻”,追求“万国咸宁”的理想。《尚书·尧典》中说尧能够“协和万邦”,使众多邦国和谐相处。《论语·里仁》载子曰:“德不孤,必有邻。”以德为邻,而不是以邻为壑。《左传·隐公六年》载“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提出相邻国家之间和平相处之道。《周易·乾卦·彖传》提出“万国咸宁”,天下所有国家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
在人的修养上,儒家讲心平气和,仁者寿。《论语·雍也》中孔子提出“仁者寿”。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中解释说:“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是其且多且治。”“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仁者没有贪欲,内心清净平和而中正,因而多寿,强调以中和之道养生,就能够长寿。
在家庭上,讲“家和万事兴”,在商业上讲“和气生财”。中华文明重视家庭,家庭主要由父子、夫妇、兄弟三重伦理关系组成,夫义妇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家庭伦理规范,目的是实现家庭和睦。《礼记·礼运》云:“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父子相互笃爱,兄弟和睦相处,夫妇琴瑟和好,才能实现家庭美满幸福。《增广贤文》载“一家之计在于和”,家庭和睦,万事兴旺发达,这个家庭才会充满幸福感,才会是一个温暖的港湾。中国人经商讲究“和气待人,童叟无欺”,这样做生意才能不断赢得顾客,财源广进,发展壮大。
除了儒家,其他各家各派也有类似的和平观,如道家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道德经》第31章),倡导卑下不争,以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为“三宝”;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反对战争,主张“非攻”;兵家提出“慎战”,指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孙子兵法》),“国虽大,好战必亡”(《司马法·仁本》);佛教反对杀生,主张净化人的心灵,从人心的和平做起,强调无我、慈悲、尊重、和平的教义。
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孔子不主张对外侵略和征服,尚德不尚兵,主张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提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远方的人若不归服,就可以发扬文治教化吸引他们过来。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善于“化干戈为玉帛”,对外国多采取守势而不是攻势,修建万里长城就是最好的证明。历代王朝建立之后统治者往往都采取偃武修文的国策,“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尚书·武成》),有的朝代就会出现天下太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盛世。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赢得了外国学者的赞誉。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说:“与其说中国人是有对外推行征服主义野心的民族,不如说是在本质上希望本国和平与安泰的稳健主义者。实际上,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国,中国是从不先发制人的。近代以来,鸦片战争、中日战争、朝鲜战争以及迄今和中国有关的战争,无论哪一次都可以叫做自卫战争。”英国哲学家罗素也说过:“中华帝国延续至今,并非依靠军事,而靠的是其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如果在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宽容而友爱、以礼待人,希望别人也投桃报李。只要中国人愿意,他们可以成为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他们所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和平发展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一脉相承,没有断裂,没有转移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天,在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和平性是一份珍贵的文明遗产,越来越凸显其普遍意义和现代价值,需要我们传承发展,发扬光大。
【受访者简介】
韩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国际儒联理事,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兼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