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邢丽菊、柴琳：“文明共存”是消解“西方中心论”的一剂良药

       中新社北京4月20日电 题：“文明共存”是消解“西方中心论”的一剂良药

　　作者：邢丽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韩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柴琳（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习近平总书记在3月15日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之后，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又一重大倡议，也是首次向世界系统阐述中国的文明观。

　　“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四个倡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这四个倡导既有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理念和原则，也有实现的动力源泉和现实路径，对于消除当前中西方之间的矛盾冲突、促进世界文明和谐共存具有重要意义。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著名的《历史研究》中，构建了一种文明形态史论。他认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演化是多元的，在6000年人类历史上，世界上有过许多种文明，文明的多样性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形态。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全球文明倡议的第一条，就是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就要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

　　文明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不仅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应对全球问题和危机的根本途径。人类文明的“隔阂”只是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之时出现问题的一种反映，并非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特征。

　　面对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不同人群的隔阂与疏离，中国主张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在国与国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以“找共通”而不是“找不同”的出发点审视世界。但西方文化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理念，为人类文明交流树立了一堵无形的墙。

　　无论是文化一元论还是历史终结论，都是基于西方文明的思想理念认识和看待非西方文明。西方文明论者认为，西方文明优于或者高于其他文明，西方文明理应主导人类文明的未来。事实上，任何文明都不能对其他文明进行干涉、实行文明霸权。不同文明之间应当坚持包容差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回望历史，人们可以发现，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勾勒出一幅繁荣兴盛、多姿多彩的文明图景。历史上，张骞出使西域、鉴真东渡日本、玄奘西行取经等，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相互交流学习的故事流传至今。从古至今，人类一直都是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冲破各种隔阂和封闭，共同推动全人类文明的发展。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文明冲突论”坚持冷战思维和对抗思维，被西方国家作为理解世界的基本范式，忽略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但亨廷顿也指出，“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欧洲和亚洲国家最主要的政治家已经在谈论需要抑制文明的冲突和参与这样的对话”。

　　“文明的对话”，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才真正触及文明的根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出路和当今文明繁荣兴盛的根本要求。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从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同样，明清之际，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传入欧洲，直接影响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孔子的哲学成为莱布尼茨、伏尔泰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充分说明，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得以发展、得以进步的。正如中国著名翻译家罗念生早年在一首短诗《东与西》中所说：“东与西各有各的方向，我的想象还在那相接的中央。”

　　17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在世界推行的文明秩序既推动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大发展，但是也在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支配下通过殖民开启了文化霸权道路。“西方中心论”伴随坚船利炮与资本垄断逐渐“畅销”全球，似乎基督教文明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出路，盎格鲁-撒克逊人创造的现代化模式才是唯一答案。西方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就断言，“在基督教以及希腊人和罗马人奠定的基础上逐渐成长起来的西方文明”，是非西方国家应当效法的榜样。

　　“西方中心论”借由经济全球化将文化产业与资本扩张相结合，借由“金字塔”“达尔文式”的世界秩序向世界植入美式的民主、自由与人权。这已成为西方国家对非西方世界推行和平演变和各种形式“颜色革命”的长期战略的一部分。

　　“西方中心论”是一种不平等的思想文化，是一种不和谐的思维方式，不仅会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且会阻碍人类文明的和谐共处。回看历史，中华文明先后同印度文明、西方文明进行对话交流，实现了中华文明同其他文明的“文明共存”。中华文明漫长的发展历史说明，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交流、融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是人类文明进步、完善、发展的根本要求。“文明共存”是消解“西方中心论”的一剂良药，也是人类文明交流发展的主要原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科助理总干事诺达·阿尔纳什夫强调：“目前，世界共同的价值体系还面临不少挑战。如果文明的多样性得不到充分的认识和尊重，恐惧、狭隘、歧视就会出现……中国在推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当今世界，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类社会只有凝聚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方能协力应对危机与挑战。全球文明倡议是中国文明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结合，以文明力量破解时代难题，为世界各国在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之中和谐相处、合作发展开辟了新路径。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专家简介】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韩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邢丽菊 
 

　　邢丽菊，现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外交部“中韩关系未来发展委员会”中方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中韩文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研究领域为东亚哲学与思想史、中国文化与外交、中外人文交流等。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柴琳
 

　　柴琳，复旦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硕、博期间分别赴日本神户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联合培养，多次赴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地进行学术交流。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近现代思想史、文化与国际关系等。国内外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子课题、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海外韩国学支援项目等多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