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王义桅：现代化迷思如何破解？

       中新社北京3月22日电 题：现代化迷思如何破解？

　　作者：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2023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式提出十周年。十年前的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今年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两周年、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一周年。日前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中国提出全新的全球文明倡议，着眼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一系列理念、倡议与行动，破题西方现代化迷思，为人类现代化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能。

　　现代化的迷思

　　“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一概念源于“现代性(modernity)”，是西方宗教革命的产物。回顾历史，14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高举人文主义大旗，将人从神权中解放，宗教改革又将人从天主教会的束缚中解放，为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原始财富积累和资产阶级革命奠定基础。通过工业革命、海外殖民、商业扩张以及政治社会变革等，西方现代化步入快车道。

　　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由此很多观点便认为，西方的现代文明，代表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其他国家只有效仿和走西方化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和文明进步。在他们看来，过去的巴比伦、埃及等文明虽曾辉煌，但已走向消亡，而现有文明是未开化或半开化的。

　　这种将西方化等同于现代化的观点，是一种概念混淆，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事实上，西方国家通过资本的全球扩张，获得在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主导地位后，并利用话语优势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划等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又对这套理论稍加修改，将世界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的三六九等，用发展经济学给发展中国家以追随发达国家的幻想，企图使其放弃推翻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1989年，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将以西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主，作为历史发展方向和最终归宿。近年，美西方又开始搭建所谓“民主与专制”二元对立和“新冷战”架构，以进一步巩固“西方中心主义”。

　　西方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是一种“分”的逻辑，其本质是以文明的名义实施全球扩张。北京大学教授强世功在题为《全球化的本质》一文中表明，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人将其文明通过传教、商业、暴力等方式向全球范围扩张、推广，取得普遍主义的凌驾性支配地位；冷战后美国全力打造“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希望在全球推广其生活方式，进而利用后冷战单极世界优势，缔造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

　　从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看，西方现代化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很多国家将西方的经验视为“范本”，移植照搬，全盘西化，却少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有些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陷入长期停滞，有些虽走向现代化，如韩国、智利等，却不得不在政治、安全等方面依附他国。

　　创造“中先生”

　　今天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离不开对西方的学习和借鉴。但这种借鉴不是简单地否定过去，更不是照搬照抄，以“西化”为代价。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用“马先生”激活“德先生”“赛先生”，进而创造“中先生”，改变了所谓“有西方现代化即文明，无西方现代化即落后”的思维定势，一定程度上重新定义了现代化。

　　中共二十大报告集中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重要特征，即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设立了更为全面的标准。

　　西方由果溯因，将现代化定义为以人—自然关系为主要标志的科技革命引发的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否定了强调人—人关系的中华文明、人—神关系的印度及伊斯兰文明现代化的可能性。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这种倒果为因的叙事，告别西方现代化造成的“单向度的人”，鼓舞了文明古国实现现代化的信心，并以文明复兴扬弃了西方现代化的弊端，提出人的全面发展、人—自然和合共生、和平发展道路的文明意义。

　　除了自身走向现代化，中国也希望与世界分享发展经验、对现代化的理解，以及政党在其中的责任。面对一系列世界的现代化之问，中国的回答可概括为“五观”。

　　一是新的发展观，如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等内容，呼应了2021年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二是新的安全观，例如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化解争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等内容，对应了2022年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最近中国促成沙特与伊朗和解也是这一安全观的具体体现。

　　三是新的合作观，共同做大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蛋糕”，合作、开放、包容和落实真正的多边主义，而非拉帮结派、排他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四是新的生态观，强调碳中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非人类中心主义。

　　最后落脚点是新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开创了文明古国走符合自身国情现代化道路的先河，鼓舞了文明古国的现代化信心，还原了世界现代化的多样性，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全球文明共同体

　　当今世界风险挑战不断增多，全球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给和平与发展带来困难。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世界越是动荡不安，越处于十字路口之时，越需要强化共识，务实合作。

　　无论是全球发展共同体、全球安全共同体，还是全球生态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体框架下的具体方面，展现了中国一以贯之的“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担当。

　　今天，中国提出新的全球文明倡议，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打造全球文明伙伴，以全球文明共同体为最终落脚点。

　　首要前提条件，是尊重世界文明本身的多样性。文明是复数，而非单数；传统文化是滋养，而非羁绊。任何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都必须建立在本国国情基础上，而最大的国情是文化基础，这是无法改变的DNA。

　　世界文明本身具有多样性，近代以来，西方将自身文明定义为“普世”，对文明多样性而言可谓一种破坏，今天世界需要回到真正的多样性。

　　其次，让文明成为文明，每个国家成为自己。共同体内部应为独立自主的平等关系，若只是依附关系，便不能称之为共同体。例如欧洲各国主权平等，通过自愿的主权让渡行为建立欧洲联盟，但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中缺乏国家间平等，失去了共同体的意义。当然，欧洲共同体也是同质性的共同体，缺乏对土耳其的包容性，对外产生负外部性。今天，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文明古国，应找到文明自信，推动本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非简单模仿，甚至依附他国。

　　最后，文明交流互鉴。文明从来不是死的、固定的，而是活的、动态的，不断与时俱进。人类文明史可以说是一部文明交流、互鉴、包容、共存的发展史。中国历史上，从战国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北魏孝文帝改革，唐代佛教禅宗兴盛，到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到今天中国式现代化，都是在文明互鉴中形成的新的创造。人类历史上，一位西方学者曾说，人类的奇遇中最引人入胜的时候，可能就是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相遇之时：希腊哲学强调人—自然关系，印度哲学强调人—神关系，而中国哲学强调人—人关系。这些文明交流，从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不是复古复辟，更不是模板翻板，而是不断创新，包括技术、制度、社会甚至是文明本身的创新：苟日新，日日新。今天的生态文明、数字文明，与过去传统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有显著差异，就是一种创新后的新的文明形态。

　　总之，必须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去理解全球文明共同体和中国式现代化。全球文明共同体“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超越了西方人文主义、现代性关怀，实现人民性与人类性的完美统一，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

　　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其目的不仅是展示文明自信、相互尊重欣赏，更是在交流中创造新的文明形态，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复杂尖锐的难题，找到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路。

　　作者简介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当代政党平台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曾任中国驻欧盟使团外交官。近著《世界之问、中国之答：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读物)《从大写意到工笔画：“一带一路”的理论与实践》《国之交如何民相亲：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之道》，专著《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连获2015年、2016年中国好书，《中国联通世界》获中国政府出版奖。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联合国大会边会发表“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