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释典丨郭齐勇：“为政以德”何以成为中国治世智慧？

       中新社北京2月9日电 题：“为政以德”何以成为中国治世智慧？

　　——专访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郭齐勇

　　作者 崔白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政治智慧。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便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作为孔子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为政以德”深刻影响了历代执政者的治国理政实践。

　　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郭齐勇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在治国理政方面，儒家的基本主张是“礼、乐、刑、政”的相互补充和协调，强调“德主刑辅”。他认为，治理的关键在人，人的素养和道德水准，对制度和法规的制定、修改、执行至关重要，因此，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补充，“为政以德”在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为政以德”被认为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其提出的背景和思想内涵是什么？

　　郭齐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此句出自《论语·为政》，是该篇第一章，意即如果以道德来治理国政，治政者就会像北极星一样，臣民有如众星，都会环绕着他。

　　春秋末期，天子大权旁落，诸侯纷争，乱象丛生。孔子在此背景下呼吁德政，希望治政者无为而天下归之，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以简御繁，使老百姓能生存下去。

　　中新社记者：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德、礼、政、刑”等相关概念各有不同侧重。儒家作何理解？

　　郭齐勇：在治国理政方面，儒家的基本主张是“礼、乐、刑、政”四者的相互补充和协调。在这里，礼是社会生活的秩序与规范，乐是与礼相协调的音乐、艺术，刑指刑罚，政指政令。总的说来，礼乐是文化，其内核是伦理道德。当时的刑罚很残酷，儒家反对唯刑罚是从，批评主张“严刑峻法”的法家。长期以来，儒家强调“德主刑辅”。

　　中新社记者：历经两千多年历史，“为政以德”为何能经久不衰，成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

　　郭齐勇：“为政以德”，实际是对治国理政的人提出道德要求，有益于百姓利益。这属于民本主义思想传统。

　　当然，这只是儒家的理想，现实中难以完全做到。古代统治者为政的目的，主要是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其权力与财产的分配与再分配，有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百姓权力与财产的求取、获得，服从于统治秩序的巩固。儒家这一主张，代表着百姓的需求，即在维护一定时空政治秩序的前提下，使其获得基本生活保障和休养生息。

　　儒家悬置这一理想，当然也有批判与指导现实的意义，但力量较弱。其经久不衰，正说明这一理想很难达成，需不断追索。之所以成为治世之智慧，是因为儒家看到仅靠法律，特别是早期的刑罚，不能成为治世之道，还应启发人(首先是君臣)内在的良知良能(孟子)，或通过教育与训导，学习遵守社会规范(荀子)。

　　中新社记者：孔子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孟子》则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德政对执政者的德行提出哪些要求？

　　郭齐勇：“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句，出自《中庸》第二十章，是鲁哀公向孔子请教时得到的回答。意即，为政在于得人，即识别与任用贤人；能修养其身的人，上得君之信任，下得臣民拥戴，则政务无不通达。这里强调君主表率自身修养的重要性，才能识别与任用贤人，道是天下之达道，仁是人内在的道德。

　　孟子所讲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出自《孟子·公孙丑上》，意指用武力征服不能得人心，要用道德感召，使人心悦诚服。

　　德政对执政者提出的要求，孔子认为是“恭、宽、信、敏、惠”，即严肃认真、宽容厚道、言行一致、勤劳敏捷、施惠于人。官员庄敬自重，才有威严，不会招致侮辱；宽厚宽容、有大气度，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并得到拥戴；诚信无欺，会得到任用；勤劳敏捷，效率高，会贡献大；施恩惠于人，才能用人。严肃、宽厚、信用、勤敏、施惠，至今仍是为政者之德。

　　孔子还提出顺应人民利益的“利民”思想，并进一步对君子、官员提出了德、才、禄、位相统一的要求，均从安民济众的根本出发。安定天下，主要是使百姓平安。

　　中新社记者：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亦重视道德对政治和社会治理的作用，强调“贤人政治”和“公民美德”，但其德治思想并没有避免城邦衰落。西方的德治思想与儒家有何异同？

　　郭齐勇：东西方大思想家，如孔子、孟子、荀子或苏格拉底、柏拉图，都不可能只讲德治，不讲法治。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不是只强调道德，他们更重知识、理性。柏拉图对理念世界与感觉世界进行二分的理念论，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在政治哲学上，他们讲得很全面，没有奢求用德治避免城邦政治的衰亡。

　　东西方政治思想，包括德治思想的比较甚为复杂。就中国德治思想而言，各时代，各思潮、流派、人物的主张丰富多彩，莫衷一是。笼统地讲，会以偏概全，但抽象比较而言，西方传统是法治前提下的德治，中国则是德治前提下的法治。“法治”与“法制”有别，不能狭隘地讲“刀制”，而应全面地讲“水治”。尤其中国传统的“礼治”，既非法治，亦非人治。“礼”“礼制”“礼治”“礼教”是富矿，“仁”与“礼”的关系中蕴含丰富的资源。过去人们习惯说“吃人的”礼教、礼制，现在看来也需要重新检讨。

　　中新社记者：儒家德治思想至今影响中国政治发展。当下，“为政以德”有何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郭齐勇：儒家德治思想有优长也有局限。德治虽不等同于人治，但还是接近人治。我虽不是制度万能主义者，但还是相信制度比人强。因此，我们应理性批导(庄子讲“批导”)传统的德治思想，把它作为现代法治的补充。

　　再好的制度、法则，也要靠人去制定、修改与执行，人(特别是官员)的素养、道德水准，对制度、法规的制定、修改、执行至关重要。

　　今天，“为政以德”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补充，仍具重要价值，因为这涉及“落地”，即制度如何落实。治理的关键在人，即有道德的人，这其实也是人类共同的价值。中国可以把儒家以修身为中心的“修齐治平”之道介绍给世界，并以此为基础，吸收、消化各地域文明的优长。

　　中新社记者：您曾指出，儒家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不断中国化的社会文化土壤，也非常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等问题。您如何理解“两个结合”？

　　郭齐勇：“两个结合”特别重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历史的真实，是实在的过程。但由于这一结合是隐性的、“日用而不知”，人们往往将其忽略。当下特别提出，是希望全体人民更有“文化自觉”。

　　传统文化之中有众多珍宝。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现代洗汰留下许多精华，更具有现代意义与时代价值。从方法论上看，需要用现代的、世界的视域来重建中华新文明，不能再重复片面性。“两点论”“同情的理解”已然不够，现在是全面、深度的体认、发掘与“创造性转化”。我们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高层次地面向未来。例如对传统中的“五伦”进行批评和改造，建构现代新“六伦”，尤其把“君臣”一伦改造为平等的同事关系，并创造性建构“群己”一伦，即父(母)子(女)有仁亲、夫妻有爱敬、兄弟(姊妹)有情义、朋友有诚信、同事有礼智、群己有忠恕，将社会关系调治得更健康。

　　受访者简介：

　　郭齐勇，湖北武汉人，1947年生，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与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荣誉主任，国学院荣誉院长，湖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主席。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2017年被评为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2019年被评为儒学大家。曾任武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哲学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中国儒学之精神》《儒学与现代化的新探讨》《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中国哲学的特色》《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人的智慧》《中国思想的创造性转化》《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熊十力哲学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