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2月6日电 题:为何说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不是“零和博弈”?
——专访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王东京
作者 刘文文
据外媒报道,近日,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切断美国供应商与中国华为公司之间的所有联系,禁止包括英特尔和高通在内的美国供应商向华为提供任何产品。这一鼓动“筑墙设垒”“脱钩断链”的行为,再度引起国际社会担忧。
近年全球经济在低迷状态徘徊,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王东京在其新著《中国经济突围》中指出,西方国家贸易管制愈演愈烈,其中一些国家专门瞄准高科技领域对他国实施“卡脖子”。在产业分工全球化的今天,为何出现此现象?如何看待各国在国际经济循环中的博弈?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王东京。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在新著中提到,西方国家贸易管制愈演愈烈,其中一些国家专门瞄准高科技领域对他国实施“卡脖子”。请问在全球化的今天,为何出现此现象?
王东京:在我看来,最直接的原因是国际分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指出,分工提高生产效率,并由此推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一个国家按“绝对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可以增进人类福利。后来大卫·李嘉图进一步拓展,指出一个国家即便没有绝对优势,按各自的“比较优势”分工也可双赢。斯密和李嘉图的分工理论无疑是对的,不过二者有一个共同前提,即贸易自由。所以,在国际分工条件下,一旦贸易受到限制就有可能被“卡脖子”。
现今产业分工已经全球化,出现“卡脖子”现象,与产品的全球供求状况有关。国际市场上的商品,有的供给过剩,也有的供给短缺。一个国家对供给过剩的商品有需求,自然不会受制于人,但若对供给短缺的商品有需求,就容易被人“卡脖子”。
国际分工是一把双刃剑。参与国际分工虽可共赢,但若某产品在国际市场供给短缺,而国内又对其存在刚需,就不能放弃此类产品的生产。因此,如果一国不生产国际市场供给短缺的商品,则迟早会被人“卡脖子”。乌克兰危机以来,欧洲正是因缺少能源自主,才被扼住咽喉,导致能源危机愈演愈烈。
中新社记者:当前,一些西方国家鼓动“脱钩断链”。这会对国际分工和贸易循环产生什么影响?如何看待国际经济循环中的各国博弈?
王东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分工起笔,由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推展到产业分工,然后到国际分工。如此浓墨重彩地探析分工,是因为在他看来,分工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或说,只有通过分工和自由交换,一个国家才能走向富裕。1817年,李嘉图出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通过理论模型解释分工理论,提出国际分工的参与者都是赢家,没有输家。
过去,发展中国家认为自己同发达国家贸易是受剥削,而今天,发达国家却认为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是自己“吃亏”,发展中国家“占便宜”。若理解李嘉图的分工理论,便可知这两种说法都是错的。
由上总结,第一,一国要致富,应根据各自的比较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第二,成本是放弃选择的最高代价,各国确定自己的比较优势应从机会成本角度权衡;第三,自由贸易是国际分工的前提,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应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维护贸易自由。
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世界不会退回到相互封闭、彼此分割的状态,任何国家都无法关起门来搞建设,各国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也不是“零和博弈”。当前,一些西方国家鼓动“脱钩断链”,造成国家间贸易不自由,会深刻影响国际分工,影响国际贸易循环的畅通。
中新社记者:美国已站在全球产业链的最高端,是国际分工的最大受益者,为何近年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王东京:美国社会曾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美中贸易不平衡,美国长期逆差,中国顺差,对中国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是希望借此缩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实际上,美国贸易逆差说明美国从中国买到了所需商品,而中国却较少从美国买到所需商品,只是用商品换回美元。中国贸易顺差并不代表中国“占便宜”,美国贸易逆差也不代表美国“吃亏”。
再有,二战后美元一直是国际中心货币,美国只要印出美元,就可在全球采购商品,而中国要进口美国商品,必须先出口商品换回美元。这样,美国贸易就难免有逆差。事实上,美国今天不仅对中国有逆差,对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逆差。
所谓“贸易平衡”不过是美国的一个幌子。醉翁之意不在酒,真实目的是维护美元霸权。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日元挑战美元,1985年美国却用一纸《广场协议》将日元击败;1999年欧盟19国推出欧元,2002年正式流通,结果2009年欧洲发生主权债务危机,至今欧元一蹶不振。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国际化提速,于是美国将矛头对准中国。美国为维护美元霸权大动干戈,正是由于对美元底气不足。
中新社记者:日前,德国总理朔尔茨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撰文表示,中国的崛起,不是孤立中国的理由,也不是限制对华合作的借口。您如何看待逆全球化?
王东京:对逆全球化,不仅东西方国家态度不同,西方国家也非铁板一块。归根到底,不同国家存在不同利益,利益决定态度。美国倾向脱钩,是担心中国崛起动摇其霸权地位,明知脱钩会付出沉重代价,仍一意孤行,目的在于围堵中国经济,对中国“卡脖子”。
朔尔茨明确反对与中国脱钩,这是明智的。中国是迄今为止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领先于荷兰和美国。据德国经济学家测算,如果与中国脱钩,德国将失去中国庞大的市场,所遭受的损失将是英国脱欧损失的6倍。
中新社记者:当前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中国应如何冲破壁垒?如何避免被“卡脖子”?
王东京:一国对供给短缺的商品有需求,就容易被“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若不重视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高度依赖进口,被“卡脖子”在所难免。
如何避免被“卡脖子”?第一,被“卡脖子”的往往是国际市场供给短缺的产品,所以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绝不能放弃此类产品的生产。第二,关键核心技术是具有觅价权的垄断性技术。为避免受制于人,必须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关键核心技术包括基础性技术、撒手锏技术、颠覆性技术,三者同等重要。尤其要在颠覆性技术领域超前部署,重点突破。发挥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某项颠覆性技术上领先一招,方能扭转被“卡”局面。
受访者简介:
王东京,经济学家,历任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务部主任、教育长、副校长。长期担任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班主讲教员,一直深受学员好评。所撰写的“与官员谈”系列丛书在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财贸经济》《改革》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在《经济日报》《学习时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刊撰写专栏文章近千篇。主要代表作有:《王东京经济学讲义》《经济学笔谭》《经济学反思》《经济学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