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翟崑：峰会季，何以成就“二代东盟”？

       中新社北京11月28日电 题：峰会季，何以成就“二代东盟”？

　　作者：翟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东盟三国，在今年年底峰会季中格外亮眼。柬埔寨主办了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印尼主办了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泰国主办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三场峰会分别覆盖东亚、亚太和全球，形成东盟主场，展示了东盟方式的融通，亮出了“二代东盟”的架势。

　　峰会季中的“东盟方式”

　　东盟国家在峰会季中充分发挥了“东盟方式”的作用。一是东盟式协调。这些亚洲国家能克服困难把峰会办起来，本身就是很大成就。而且，峰会扎堆，时间得完美错开，无缝衔接才行。柬埔寨、泰国和印尼上半年先开小会，为年底三大峰会专门协调时间、目标、内容、方式，使三场峰会能够无缝衔接，各国参会者能顺利转场，会议期间协调众国避免砸场破局。二是东盟式平衡。当下世界，政治安全逻辑大行其道，压制了经济发展逻辑，经济发展被“政治化、安全化、武器化”。亚洲国家更希望两种逻辑平衡发展，恢复经济逻辑，释放发展潜力。东盟国家在峰会季中积极落实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强调“共同复苏、强劲复苏”，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重归发展之本。三是东盟式连接。印尼总统佐科在G20举办之前访问多个成员国，在会议过程中积极促成各方形成共识，并创新合作方式。东盟借助峰会同时加强、升级与中、美等大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定程度上在矫正失衡的大国关系方面起到作用。四是东盟式认知。在全球和平、安全、发展、治理、信任赤字加剧的同时，由于疫情期间缺乏实打实的沟通交流，各国之间的“认知赤字”急剧蹿升。东盟一向主张舒适度原则，充分用好短暂的峰会时间，使会议内容丰富且聚集形成共识，一定程度上缓解“认知赤字”危机。三大峰会都很成功，达成从地区到全球的发展共识，给阴霾重重的国际局势投入一线曙光。

　　支撑东盟方式的“二代东盟”

　　东盟及其成员能巧借机遇，在大变局和大国间发挥东盟方式的协调连接作用，展示了不同于大国的地区秩序治理能力。这是“二代东盟”的特质。二代东盟的提法来自海外著名华人历史学家王赓武先生。他在2021年10月的一次题为《新丝绸之路：中国与东盟》的线上英文讲座中说，第一代东盟是在东南亚地区主要国家转向资本主义，与西方大国重新结盟的过程中出现的。随着中、美之间力量平衡的改变，更加独立的第二代东盟得以出现。笔者深为认同王赓武先生有关二代东盟的看法，马上给先生发邮件敬询是否可以将其演讲翻译为中文。王赓武先生慨然应允，在各方努力下，二代东盟的思想以中文形式刊发在中国东南亚问题学术研究刊物《南洋问题研究》上。而在一年后的峰会季，《文化纵横》于11月18日在其公众号上转载此文，并将题目改为《东盟不想做棋子，就必须认清中美之间真正的霸权来源》。

　　“二代东盟”的“无问西东”

　　其实，东盟研究在中国日益壮大。不少中国学者在做东盟发展史、东盟组织、东盟方式的研究，剖析东盟及其行为的根源。笔者对“二代东盟”也有一点理解，主要是从地区秩序治理的角度。传统上，东南亚地区秩序治理一般都是大国“代管”，不太可能轮到东南亚这些国家。但是东盟在成长过程中，逐渐获得一定的地区秩序治理资格、能力和角色。一代东盟是从1967年东盟成立到遭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30年。二代东盟是从1997年底东盟创建东亚合作机制到2030年左右的30多年。一代东盟以1991年为分水岭：先是见证了从战争到和平。东盟经历了越战和柬埔寨战争，并在1991年实现东南亚的和平。一代东盟地区秩序治理的目标是求和平，但深知求取和平之难。后是借助1991年冷战结束的红利，东南亚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东盟组织迅速扩大。但到1997年东南亚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经历了从发展到衰退。这一时期东盟地区秩序治理的目标是求发展，但深知追求发展之困。一代东盟经历了战争，追求发展，已经具备本地区秩序治理的意识和梦想，但自我认同、自信心、自主性不够。

　　二代东盟脱胎换骨于亚洲金融危机。未及痛定思痛，东盟即跳出东南亚的“椰壳碗”，于1997年底建立东盟主导的东亚合作机制，在东亚范围内推进地区秩序治理。如今看这一战略决策，确实是横空出世的战略思想。由此，二代东盟的地区秩序治理有了更加清晰的目标感、意义感和体系感——维护东盟中心地位，主导东亚地区合作，维持大国动态平衡，建立包容性地区秩序。这是东盟方式能在峰会季发挥作用的底层逻辑。简言之，二代东盟的自我认同、自信心和自主性都有所增强。一方面是不问西东，不论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东盟坚守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是“指南”“找北”，勇于为地区和全球发展提供包容性秩序的平台和方案。

　　专家简介：

　　 翟崑，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东南亚、世界政治，国际战略、一带一路、全球数字治理、国际青年发展等。兼任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高教学会一带一路分会副理事长。曾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南亚大洋洲研究所、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