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田飞龙：香港回归25周年，习近平讲话传递出哪些重要信息？

        中新社北京7月4日电 题：香港回归25周年，习近平讲话传递出哪些重要信息？

　　作者：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2022年7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一国两制”在港实践进行经验总结和法理阐释。25年经验表明，“一国两制”在实践上是行得通的，在法理上是内在融贯的。“必须长期坚持”的庄严宣告，破除了一切形式的“一国两制”质疑论和失败论。

　　这是一篇立足“一国两制”制度实验关键节点与民族复兴关键进程的里程碑式宣言，确立了“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新时代坐标与方向。讲话将“一国两制”的历史、道理和法理讲给香港社会与国际社会，也传递给全体国民，以凝聚“一国两制”法理共识与制度自信，坚定推进国家高水平改革开放与制度现代化进程。这是习近平关于“一国两制”系列重要论述的最新篇章和最新理论发展。

　　这篇讲话是富有历史厚重感的。讲话开篇在文明史观和民族共同体的意义上界定香港与祖国的有机统一关系，提出“有史以来，香港同胞始终同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民族共同体关系不是“想象”的，而是“实在”的，是同一文明传统框架内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种紧密而有机的民族共同体关系不因殖民主义和分离主义而被隔断。英国的“殖民史观”和香港本土势力的“本地史观”常常扭曲割裂香港与祖国的血肉联系，不可能取得成功。香港基本法吸收和转化了这一民族共同体的有机关系并加以宪制性保护。

　　这篇讲话对香港“一国两制”25年经验的总结是具有丰富性和层次性的。习近平认为香港回归“开启了香港历史新纪元”。这是香港的“新宪制秩序”。讲话从三个方面扼要而富有层次地总结了成功经验：其一，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大局中的桥梁与窗口作用得以有效发挥，这是“一国两制”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在新制度条件下的激发和释放，也是“一国两制”国家理性的核心指向，是融合发展与全球化发展的有机结合与动态平衡；其二，香港在全球化与国际大都市的基本地位和角色上经受考验，稳步前行，即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其自身的原有国际地位与角色得到保持和促进，香港抗击内外风险挑战的经验与能力得到积累和增强，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与法律制度总体稳健运行；其三，香港的民主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发展，即香港回归以来，香港居民获得真正的民主政治权利，香港真正的民主得以开启和发展，而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的特区宪制秩序以及香港国安法、新选举法的制度引入，从结构上提升了“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安全性和系统性，香港民主制度合宪、合法、合身、合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25年实践经验检验证明，习近平指出：“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这是全篇讲话的点睛之笔和重心所在，也是各方关切的真正聚焦点。“一国两制”过去如何，未来会怎样，透过本次讲话，已清晰了然。

　　这篇讲话后半部分处理的是有关“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法理体系课题和实践指南课题：其一，25年实践到底告诉了怎样的道理和法理，“四个必须”给出了答案；其二，新一届特区政府与香港未来到底怎么做，“四点希望”提供了指南。

　　“四个必须”是对香港“一国两制”实践规律中的法理体系的精炼总结与重构，其核心是将“一国两制”作为一个法理性的思想整体和制度整体来加以把握和建构。其一，证立“一国两制”根本之道是最关键的。“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这是对“一国两制”根本之道的追溯与澄清，从法理上确立“一国”的根本地位与角色，确立“一国”与“两制”的清晰法权关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就此被阐释为“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是根本的宪制前提，而香港繁荣稳定及高度自治是在此前提下的具体设计和展开。这是对“一国两制”进行国家利益的法理纠偏和权威填充，可解释和正当化十八大以来中央治港的一系列论述、立法、决策以及未来的治港选择。“一国”的宪法范畴内，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是核心元素，必须尊重和维护，没有例外。其二，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相互关系及高度自治权的构成原理是“一国两制”具体制度展开的指导原则与规范遵循。“必须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这是“一国两制”在宪制性权力架构上的法理指导原则，此次更加清晰地提出中央全面管治权是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源头”。此论与“一国两制”法律理论中的“授权论”是一致的。香港国安法典范展示了中央全面管治权与香港高度自治权是如何有机结合与统一的，新选举法进一步强化和验证了这一宪制互动逻辑。那么，高度自治权本身如何合宪地构成呢？如何合乎“一国两制”根本法理与上述法权关系呢？“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这是高度自治权具体构成的根本原则和灵魂法则，若偏离将导致“一国两制”严重走样变形，引致宪制危机，非法“占中”和“修例风波”就是例证。其三，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是“一国两制”存续的基础条件之一。任何治港立法、决策及融合发展的安排，应以“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为目标和限度，否则“一国两制”的香港制度杠杆作用和“联通世界”的战略平台作用就无法有效发挥，于港于国均不利。

　　作为面向新一届特区政府与香港社会的基调性和指导性政治演讲，习近平最终落脚到了对香港未来管治与发展的具体实践指南层面，提出了“四点希望”，即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切实排解民生忧难和共同维护和谐稳定。这是中央对港全面监督权的具体行使，也构成政治问责根据。治理水平的要求指向了“爱国者治港”的深层次建构，不仅要求政治忠诚，还必须是贤能有为，要锻造强有力管治队伍并转变管治哲学，凸显有为政府和责任政治。发展动能的要求指向香港经济体与竞争力体系的结构转向，需要在融合发展与全球化发展双重意义上寻求突破和增长，尤其是回应“八大中心”目标群和创新科技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的要求指向了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以及制度公平性与正义性。为民服务，以民为本，中国政治文化的优秀传统和优良治理经验得以传导到香港治理体系与管治者伦理体系内部。和谐稳定的要求指向了社会和解与社会团结，特区政府与香港社会要共同寻找和解方法，相向而行。作为对未来香港良政善治与社会正义的特别提醒，习近平指出了青年发展议题的重要性，要求各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帮助香港青年认知发展大势、塑造国家认同、实现个性成长和成功。

　　这篇讲话的结尾是精彩的意义总结与未来展望，其主线是将“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发展放在民族复兴历史进程中定位和期许。2047，2049，“一国两制”的制度实验与民族复兴的现代化追求具有内在统一性。“一国两制”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地位与角色发挥得越好，“五十年不变”之后就越没有理由去“求变”。

　　由此确信，在“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新阶段，在“一国两制”历史高度、实践成功、实践规律、法理体系与实践指南的奠基与指引下，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民族复兴的未来一定会更加光明，“一国两制”的国民认同度和国际支持度也一定会更高、更巩固。

　　作者简介：

　　田飞龙，江苏涟水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曾赴瑞士弗里堡大学联邦制研究所短期访学(2009.8-2009.9)及担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Leslie Wright Fellow(2014-2015)。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与政治理论、比较法与全球治理、港澳基本法。兼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理事等。译有《联邦制导论》《美国革命的宪法观》等12部译著。著有《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香港政改观察》《政治宪法的中国之道》《香港新秩序》等8部专著。国内“政治宪法学”流派青年学术代表、政府咨询专家和公共专栏作家，与海外智库、权威媒体等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互动关系，在海内外具有较高的学术与社会影响力。入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科青年拔尖人才计划(A类，2019)和北京市国家治理青年人才计划(第四批，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