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徐培喜：数字冷战的帷幕会彻底拉开吗？

       中新社北京5月13日电 题：数字冷战的帷幕会彻底拉开吗？

　　——专访中国传媒大学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徐培喜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杜国东

　　近年来，网络空间国际竞争不断加剧，美国推出“清洁网络计划”，中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欧洲推动落实一系列数据立法，这些动作将数字议题进一步纳入大国博弈的范畴。

　　中美两国网络竞争的焦点是什么？如何扩大数字领域的合作共赢？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存在哪些争议？中新社“东西问”近日专访中国传媒大学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徐培喜教授，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2020年构成了数字冷战元年，未来网络空间竞争将如何演进？

　　徐培喜：数字冷战的风险加剧，主要体现在美国日益走向单边主义和阵营化路线，打算拉下数字铁幕。从目前走向来看，数字冷战的风险仍然比较大。但如果数字冷战这条路走不下去，原因至少有三个。

　　一是网络空间本身的独特性。全世界只有一个互联网，五角大楼要用，华尔街也要用，硅谷也要用。美国军事和经济两大利益集团的诉求并不一致，硅谷和华盛顿之间、华尔街与五角大楼之间，具有根本的利益冲突。美国信息技术企业需要通过互联网来获得数字经济利益，要提倡全球合作，五角大楼想把网络空间变成战场来攫取军工利益，就必然鼓励对抗。

　　二是技术上，互联网具有非对称性，小国甚至个人也可以对大国、强国造成巨大破坏。美国在网络空间的进攻能力很强，但防守能力并不强大。美国日益发现其关键基础设施比较脆弱，有时甚至不能维持政治稳定。美国的矛锋利无比，但盾并非坚不可摧。

　　三是许多国家都不情愿接受美国胁迫。法国、德国要追求战略自主权，与美国保持距离。在数字经济方面，它们想寻求自主，提高对美国技术巨头的要价，首先通过反垄断、数字税等法律工具，把钱留住，再壮大数字经济实力，它们承受不起错过数字革命的代价。

　　总体来看，2020年美国推出“清洁网络计划”，是对中国数字企业海外发展的“绝户计”，要阻止我们的数字经济走出去，这拉开了数字冷战的帷幕，但是，互联网的非对称性等特点可能决定数字冷战的铁幕不会完全降临。

　　中新社记者：今后有可能走向数字共同体吗？

　　徐培喜：世界各国能否克服在网络问题上的核心分歧、走向数字共同体、复制在气候领域的合作经验，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目前积重难返，很难相向而行。2019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互联网先驱人物温瑟夫(Vint Cerf)提到“数字共同体”的说法。欧洲网络法规文件中有“全球公共商品”的说法。中国的提法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美国鹰派人物没有共同体概念，其世界观是先入为主、非黑即白的，喜欢从对抗冲突的视角看待其他文明和文化。可能是受到惨痛历史的影响，俄罗斯战略家也不看重共同体思想。美俄两大军事强国的战略家大多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缺少从共同体思考问题的习惯。

　　对全球信息技术产业界，如果共同体的概念刚好符合其全球化战略，那么他们乐于支持。中国自古就有对天下负责的文化观念，所以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延伸到网络空间，是有文化根源的，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对世界负责的。

　　中新社记者：中美数字两极格局已经形成，目前两国在数字领域竞争的核心是什么？

　　徐培喜：数字时代两国比拼的是竞争力。从国家竞争角度来讲，中国是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体，数字经济实力最接近美国。美国从实力角度来看待问题，担心中国在数字领域超过美国，数字时代的超越方式有可能是指数级的，而不是渐进的，电信设备方面体现为华为的5G产品在全世界独占鳌头。

　　数字服务方面，抖音国际版TikTok成了能跟Facebook势均力敌的平台企业。扎克伯格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指责中国，实际上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根据事实真相，在某种程度上是想换取国会支持，打击竞争对手。

　　如果从国家维度考量，未来的竞争有可能在算法和人工智能这些新兴技术领域。算法被归为核心竞争力，中国商务部把它列为核心技术。中美都不想在新兴技术领域落后，谁占领了制高点，谁就可以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拥有优势。我觉得这是两国在数字时代竞争的一些核心点。

　　中新社记者：中美网络分歧明显，有哪些领域可以合作共赢，扩大利益交汇点？

　　徐培喜：首先，在金融领域，华尔街利益集团实际上愿意和我们制定一些规则。例如，如果发生网络战，不要攻击银行，不要攻击金融基础设施，黑客不能篡改金融数据等。美国智库已经向二十国集团提出建议，要保证金融数据安全，呼吁中美两个大国先开展合作。

　　其次，在关键基础设施领域，比如电网、天然气管道、石油管道、电信设施等，美国逐渐意识到自己在这些方面的脆弱性，希望制定规则加以保护，所以可能与中国有合作空间。

　　再次，在数字贸易方面，美国在传统制造领域不再占优，但在文化领域依然强势，好莱坞大片、迪士尼、环球影城，都仍然有吸引力。中国的文化自信越来越强，并不怕外来文化产品渗透，不再视之为洪水猛兽，这可能成为中美未来对话、互惠贸易的一个领域。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数字议题不断纳入大国博弈的范畴，今后主要趋势是什么？

　　徐培喜：我把未来的趋势称之为两大军备竞赛。第一是网络战争军备竞赛，这是美国挑起的竞赛。世界上有五十多个国家拥有网军，具备发动网络攻击的能力，甚至一些新兴国家，如印度和南非。

　　联合国一直在讨论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美国希望给网络战争制定规则，比如你对我发动了网络攻击，我可以用导弹甚至核武器进行回应，一些措辞已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我们担心这种讨论会把网络战争合法化、网络空间军事化。

　　二是网络空间立法军备竞赛，这是欧洲挑起的竞赛。他们有《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近期有《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欧洲作为这场立法竞赛的领头者，给美国数字产业造成了巨大挑战。欧洲意识到了德国的传统优势行业如奔驰、宝马等车企，在数字时代正被特斯拉、滴滴出行等企业赶超的危机。

　　中国的网络立法日渐完备。经过近十年的法律储备，已经出手真正执行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法规。滴滴事件是中国第一次使用网络法律工具处理跨国数据流动问题。中国采取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执法行动虽然晚，但相关立法工作不少。中国的情况和欧洲不同，应该对标美国，而非欧洲。不能用力过猛，否则会伤害中国数字竞争力。

　　美国的做法是，当欧洲挑战它的时候，它就挑战中国；当各国都挑战美国的时候，它还是挑战中国。美国需要一个假想敌来转移欧洲的视线，因此无视中美数字经济皆是市场驱动并在资本方面充分交融这个基本事实，专心鼓噪意识形态差异。欧洲因素也是中美数字冷战风险加大的一大原因。美国作为网络空间第一强国，面临着世界各国的压力，超过中国目前的危机感。

　　中新社记者：中国媒介制度、互联网治理模式、网信政策等构成了西方政客、强硬派智库、媒体以及社交平台抹黑的核心领域。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徐培喜：首先要了各国互联网治理模式、媒介制度、网信政策的真实情况。

　　美国喜欢宣扬上世纪《报刊的四种理论》这种冷战思维教材，将世界各国的媒介制度分为四类：自由主义、社会责任、威权主义、极权主义。凡是好的，例如前两类，都是美国西方的；凡是不好的，例如后两者，都是苏联等非西方国家的。这是冷战思维在媒介和传播理念领域的典型折射。

　　到了数字时代，它们把同样的思想复制粘贴到网络空间，给中国戴上一顶“数字威权主义”的帽子。实际上，即便按照西方定义，也不能如此归类，因为中国主要的数字平台企业都是民营的，与美国并无二致。

　　西方智库、政客为什么偏爱这个概念？因为他们觉得此前所谓“中国黑客威胁论”等说法缺少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力度，上升不到制度层面，不如“数字威权主义”这顶帽子，既攻击了中国的数字企业和数字技术，又攻击了中国的网信政策和政治制度。

　　事实上，各国的互联网治理实践都具有威权和自由两种成分。美国只提自己自由的方面，即硅谷、华尔街，但实际上五角大楼和北约代表了网络空间最威权、最极权的成分。自由女神并不是网络空间的主要象征，斯诺登才是。

　　中国有儒家和道家，儒家强调秩序，道家强调自由；儒家强调官方，道家强调民间。这是中国几千年来颠扑不破的思想。这些思想其实也完整地反映在中国的互联网治理实践当中，还能指导全球互联网治理实践。中国需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而不是受制于西方的话语体系。

　　【受访者简介】

　　徐培喜，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导、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担任外交部网络外交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互联网治理论坛多方咨询委员会委员、网络传播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讲课程包括传播学、国际传播、网络社会与传播等，主要研究领域为互联网治理、网络安全、国际传播，代表作包括《全球传播政策：从传统媒介到互联网》(清华大学出版社)、《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国际规则的起源、分歧及走向》(社科文献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