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3月11日电 题:为何东西方民主应互鉴前行?
作者: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两会的形式和内容,体现的都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各国都在探索自己的民主道路。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选举民主制度。中国在自己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无论哪种民主制度,最终都要体现在民众的获得感上。时代在变化,如何更好地实现民主、维护民众权益,民主制度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更新。在此过程中,东西方的民主探索经验恰恰对彼此富有启示、镜鉴价值。
民主具有时代性和国别性
西式民主近来出现不少问题,也引起西方媒体和学者的反思。去年,美国《国会山报》网站发表题为《美国需进行重大政治改革才能巩固民主制度》的文章,多数人认为“西方民主”的存续取决于彻底的改革进程。
西式民主遇到问题的根源在于忽视了民主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民主的时代性。民主随着时代变迁要有不断演进、不断改革的进程。西方一些国家对民主的理解还停留在200年前。当时的民主受到多重限制,主要是有一定财产、学历的精英阶层所享有的民主。时代发展至今已发生巨大的变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提升,每个民众都获得了技术赋能,获得了对国家、对社会运行的评判权甚至主导力,这时,民主制度也要随之更新。
二是民主的国别性。每个国家国情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民主特性。西式民主中,美国民主与英国、法国、德国的民主是不同的,但美国认为全世界的民主有统一标准,自己的民主方式是全世界的普世价值,不断向海外推广美式民主模式,但世界并没有出现移植美国民主方式的成功案例。并且,在美国进行意识形态扩张的过程中,还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人权伤害和灾难。
民主在实践层面的衡量标准是民众的切身感受
衡量民主没有全球统一的理论标识,但有统一的实践尺度,这就是本国民众的实际感受。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民主,取决于三点,第一,能否满足民众对日常生活基本功能的需求。第二,能否满足民众对基本人身安全的需求。第三,能否满足民众对社会服务均等化的需求。
中国的政治制度在满足民众日常生活基本需求、让民众分享国家财富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让民众享有社会治安和城市治理带来的安全感、享受较为均等化的社会服务方面,目前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
在《中国的民主》白皮书中提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对自身民主实践的一次最新的总结和提炼,是对几千年来人类民主思想的一次创新和突破。过去谈到民主,人们会溯源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但那个时期的民主主要是精英的民主,只有少部分人具有发声权,大众是被压迫甚至是被奴役的。到了近现代,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选票民主,但选票民主也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和局限性。比如,民众只有在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竞选时的承诺不一定能够完全兑现。
中国在这些历史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中探索、总结中国的民主道路,总结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希望中国的民主制度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并且更加具有包容性和服务力。
全覆盖是指民主能够覆盖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全链条是指民众不只在投票的瞬间才能行使民主权利。全方位是指民众拥有权利使国家及时、全面地为民众提供服务。以疫情为例,在民众生命安全受到疫情冲击时,民众能够拥有国家和政府保护的权利。这种权利涉及社会治安、医疗、日常生活保障等诸多领域。在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民众需求的领域上,都能够享受到民主的权利。这种权利也是对公权力的一种制衡。从这个角度说,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中国是广泛的、真实的,也是有效的。
一部中国五千年历史是国民不断追求美好生活和自身权利的历史。进入现代后,随着技术的赋能、社会的多元及中国深度嵌入全球化进程,保护民众权利的要求越来越高,需要不断对民主制度进行完善、提升和更新。
东西方民主应当互鉴前行
对于民众权利的追求,中西方都有类似的历史进程。可以说中西方的政治演变历史就是一部平民如何去争取个人权利、扩大个人福祉、影响国家和所在区域演变进程的历史。这样的历史进程,在中西方之间存在巨大共性。
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从夏商周到汉唐到宋元明清,每个时期都有大量的民众包括知识精英为提升民众权利去奋斗。中国古代出现过许多朴素的民主思想萌芽,比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西方同样如此,从古罗马古希腊城邦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到美国独立战争及英国的光荣革命等,也是民众为自身权利而斗争的过程。
为了权利而斗争,为了实现民众自身的价值而斗争,是中西方人类共同的贡献。也因为这样的斗争,人类社会得以不断进步,但在斗争过程中出现了分歧。西方更多追求利于个人层面的斗争经验和目标,追求充分尊重个体的权利。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文明,更多强调集体和家庭观念,更看重集体利益。尤其体现在危急时刻,更加强调集体利益。
中西方民主的最大差异,用一句话来形容,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差异,这从双方的文明基因上可以得到证明。
中国的政治文化博大精深,这与几千年来中国的文化哲学逻辑相关。西方重视形式美,在绘画、雕塑等各种艺术中都能体现出形式上的干净、强大,在西方文化、政治制度中,也更多强调形式和程序上的所谓民主性。中国更加注重内在和结果。全过程人民民主就十分看重民主的成果和效用是否能够真正体现民众的切身利益。
所以,短期内西方对中国的民主制度产生困惑甚至是质疑,还有少数人的歪曲和抹黑,但这掩盖不了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所取得的成就。理解中国需要了解中国文化,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正因为这些差异,中西方民主制度才更加具有互相了解、相互借鉴的价值。实际上,双方也正在借鉴的进程中。目前,中西方尤其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摩擦甚至冲突依然非常激烈,但中国更加注重包容性,中国经常说要向美国学习,向人类最优秀的文明成果学习。中国向美国借鉴了大量的优秀经验,包括推进激励制度,为鼓励创新而提高个人收益;通过摸底、公示制度、无记名投票、组织谈话等方式在最广泛意义上征求每个个体的意见。这些都借鉴了西方个人主义基因中有益的内容。
而美国也逐渐兴起一些声音,希望能够向中国借鉴一些东西。过去一些对中国政治制度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也出现了态度的转变。比如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现在批评美式民主持续衰落信誉扫地,对中国的发展、中国模式则持有一定的肯定态度。2015年发表“中国崩溃论”的美国教授沈大伟,也开始承认中国政治制度的优点,并阐述中国政治制度有哪些内容值得美国借鉴。
在历史的进步中,在中西方文明关于意识形态领域产生激烈竞争和摩擦的过程中,最终得出的结论一定是相互借鉴,一同前行。
【作者简介】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特聘教授,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环球时报》编委(主管评论)和社评起草人,2011年“中国新闻奖”获得者,聚焦全球形势、宏观政策、绿色发展等的专译编著作包括《百年变局》《强国长征路:百国调研归来看中华复兴和世界未来》《看好中国:一位智库学者的全球演讲》《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等30余本。
王文走访调研近百国(包括南极点),撰写的研究报告多次获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与肯定,是多个部委的咨询专家,曾获“2014中国十大智库人物”、“2015中国发展改革领军人物”、2016影响中国年度智库、2017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9-2021年连续三年获人大“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决策咨询先进个人、2020年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等荣誉。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王文是十位发言学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