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二)之三: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何以在实践观上跨时空“握手”?

时间:2022-01-26 10:04:10来源: 意大利侨网


        中新社北京1月25日电 题:马克思与孔夫子何以在实践观上跨时空“握手”?

  ——专访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

  作者:安英昭 韩禹

  实践与认识的关系,是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标举的“实事求是”,是对此哲学问题的深刻回应,也是百年来屡创成就的重要法宝,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内核,又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智慧。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强调具有共通性;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与其实践力量的充分彰显,以及中国文化对实践取向的看重,都有着内在关系。当今世界充满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博弈,能否克制或搁置成见,实事求是地看待和处理,关乎人类共同命运。


2021年7月,北京,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图为展出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像。中新社记者 贾天勇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标志,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居何种地位?

  何中华:马克思把自己的新哲学叫作“实践的唯物主义”,即“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特别标举“实践”这面旗帜。实践性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之所以能实现人类认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变革,就在于他把实践置于其哲学的核心。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就哲学的原初基础来说,实践作为感性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使用过“物质实践”这一概念。突出实践的本质意义,就是“新唯物主义”的最根本的特点或曰优点。

  二,就哲学的功能来说,马克思的学说也是实践性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所谓“改变世界”,就是人们诉诸感性活动,实际地而不是观念地改变现存的一切,是“起而实行”而不是“坐而论道”。这也是恩格斯称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的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取得的成功,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离开了这种鲜明的实践品格,是无法想象的。


2017年9月,由中华文化学院主办的“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端学术论坛在北京举行。中新社发 钟欣 摄

  中新社记者: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历代大哲怎样看待实践、如何认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体现了怎样的中华文明根性?

  何中华:儒家非常推崇“践履”和“躬行”,对知行关系多有讨论。譬如,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是理论性的,而习是实践性的。“学”和“习”既不相同又不可分割。对于人的道德人格的成就,“习”乃为完成环节。

  孔子主张看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在孔子那里,“行”构成其“四教”之一,所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荀子则提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这个观点影响到韩非子,后者提出的“参验”说,就可追溯至荀子。孟子说:“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此之谓“熟仁”说。“熟”原指成熟,但到了宋儒朱熹那里,就被引向实践之义,例如他说:“想见前贤,造诣之深,践履之熟。”但朱熹强调知先行后,“义理不明,如何践履”;“只说践履,而不务穷理,亦非小病。”明季王廷相对宋儒有所矫正,格外强调“行”的优先性,他说:“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谓真知矣。”

  明清之际的王船山也认为,行为知之本,强调“凡知者或未能行,而行者则无不知……是故知有不统行,而行必统知也”;因此,他主张“必以践履为主”。从朱熹的“知先行后”,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再到王夫之的“行先知后”,有一个辩证的开展,显示的轨迹和取向,是向先秦儒家强调践履的复归。应该说,这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初衷。


2021年9月,辛丑年公祭孔子大典在山东省胶州市少海孔子广场举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缅怀至圣先师。中新社发 王昭脉 摄

  中新社记者:您在著作《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论述了儒家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本质上的同构性,并指出这种同构性是马克思主义被中国选择的重要原因。两种实践观有何相通之处?二者如何在中国共产党人那里得到融会贯通?

  何中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实践,侧重道德哲学的角度。道德属于实践的领域。在西方亦如此。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知识分为理论的、创制的和实践的三类,而道德属于实践知识范畴。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康德也把道德归属于实践理性范围。

  中国传统社会从总体上说是“礼治”社会。“礼”的本义即为“履”,亦即所谓“行”。对“礼”的自觉有赖于对“礼”的践履。儒家重视“躬行”和“征验”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没有遇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化心理阻碍。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获得了马克思所说“实践能力的明证”。这无疑是中国人信赖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历史契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出,与其实践力量的充分彰显,以及中国文化对实践的格外看重,都有内在关系。正因此,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早年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说:“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他还强调:“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毛泽东把知行关系作为其《实践论》的副标题,并认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构成认识的来源、动力、标准和目的。这同中国古典文化一脉相承,又加上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阐释,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发展。


2011年11月,北京,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展览馆首次对外开放。图为馆内展示的中国第一本《马克思纪念册》、《唯物史观浅释》等书籍。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

  中新社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方法,“我们过去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实事求是”。这一思想和行动方法是否具有超越中国的普遍意义?对世界和平发展事业的推进有何启示?

  何中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邓小平也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核心。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实事求是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实事求是的过程,既是实践的过程,也是认识的过程,但首先是实践的。正视现实,不回避客观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才是摆脱当代人类面临危机的开始。要解决问题,就必须首先直面问题。只有实事求是,才能使我们真正“回到事情本身”,才能使我们同事情的本真状态照面。

  当今世界充满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博弈,国家利益冲突、地缘政治纷争、意识形态碰撞、民族问题纠葛,加上新冠疫情肆虐等。这一状况,很容易使人陷入荀子所说的“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最可怕的是有危机而无危机感,有忧患而无忧患意识。孟子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其实,“零和博弈”到极致,也正是走向“正和博弈”的转机,但需要人类的智慧去把握。在这样一个关乎人类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能否克制或搁置成见,实事求是地看待和处理事情的是非曲直,为未来选择一条希望之路,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考验。

  【受访者简介】

  何中华(1962— ),山东莒南人,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文史哲》等刊物发表论文300多篇,出版《哲学:走向本体澄明之境》《重读马克思:一种哲学观的当代诠释》《历史地思:马克思哲学新诠》《社会发展与现代性批判》《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等著作。有些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刊物转(译)载,在学界有较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