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之二： 王中江：中华文明中，为什么是“民心”成为政治正当性的基础？

       中新社北京1月5日电 题：中华文明中，为什么是“民心”成为政治正当性的基础？

　　——专访中华孔子学会会长王中江

　　中新社记者 谢萍 马秀秀

　　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没有中断过的古文明，这与其根性特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尚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曰：“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今天的中国则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高度重视民心民意，是中华文明中一直强调的政治文化特征。从古论到今，从中论到西，何谓“民心”？如何能赢得民心？东西方的观念差异如何？这种差异又在政治起源和政府功能上有何投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孔子学会会长王中江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予以详细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经数千年，折射出中华文明的根性内核。中国素有“以民为本”“合乎民心”传统，如何理解此概念？这在政治哲学史中有何注脚可寻？

　　王中江：很高兴就中国文明根源性的有关论域来谈些看法。“民意”“民心”具有很强的可比性，我在相近意义上交替使用它们。

　　“民意”“民心”“民本”，都属于政治哲学概念，但立脚点和侧重点不同。政治是运用权力去实现政治愿望和政治目标，获得和拥有政治权力本身不是目的，实现政治愿望和目标是目的。照此区分，治理合乎“民意”“民心”是政治期望和目标；“民本”是指庶民在政治治理中的重要性，并非政治目的的表达。

　　“民本”和“民心”的概念起源都非常早。《尚书·五子之歌》中就有了民本意识，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古典中用“民本”表达出公众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之后就成为中国的民本论传统。

　　作为政治目的表达的“民心”概念，可考的表述最早在《诗经》中出现。《诗·节南山》说：“君子如届俾民心阕；君子如夷恶怒是违”。君子执政如临渊履冰，小心谨慎，方能使民众心安；君子治国如一碗水持平，公平公正，人们的憎恶和不满就会消除。从东周开始，合乎民心的理念成为政治正当性的基础，成为政治正义的根据和衡量标准。《国语·周语下》表达：“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则归心焉。上得民心，以殖义方，是以作无不济，求无不获，然则能乐。”百家子学都发展了“民心”的政治理念。老子说：“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帛书乙本和汉简本《老子》第49章)，孟子说：“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经过不断演变，由“民心论”表达的政治期望，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象征性符号。

　　中新社记者：中国政治哲学如何解释政治权力的起源与人民意愿的关系？如何赢得“民心”？

　　王中江：东西方对宇宙和万物的起源有不同的解释。越往前追溯，神话和宗教上的解释就越突出；越往后看，哲学和科学上的解释就越明显。

　　早期中国文明对政治起源的解释也不是单一的。宗教上的解释说，君主是上天设立的，目的是保证和保障民众的利益和福祉。《孟子·梁惠王下》引用《尚书·泰誓》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师旷的话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无使失性”。上天首先创造了人类，同时又创立了君主制。这种解释可称为君主“天立论”。哲学上则将政治看成自然演化的结果，《周易·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天立论认为天立君主不是为了满足君主需要，而是为了满足百姓需要。郭店楚简有一篇《鲁穆公问子思》：“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慎子·威德》中也表达：“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官长也。”这与子学家们的“公共天下观”一致。《吕氏春秋·贵公》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当然，实际上君长制非上天所立，也非纯粹自然演化，与人类的创造有关。《荀子·性恶》篇说：“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吕氏春秋·恃君》也有类似思想。

　　中国的政治思维中，天子代表天意来治理天下。这里有两种并不矛盾的立论。一是天意就是上天之意，它是自明的最高正义；天子言行的正义性在于合乎天意，合乎天意自然就合乎民意。二是上天并没有自身意志，天意原本来自民意。《尚书》中有句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句话出自《泰誓》，被《孟子·万章上》所引。上天没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视听，它所看到和听到的就是人民所看到的和听到的。《尚书》中还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如何才能赢得民心？孟子的回答是：“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合乎民心，首先是发展经济，促进商业流通，满足民众的物质生活。在古代社会中，就是充分保证农民的农业生产，做到低赋税。孔子主张要让百姓过上富足生活，孟子主张出于爱心的政治(“仁政”)，主张通过土地制度保证人民过上有保障的生活(“制民之产”)；老子提出好生活的四个标准：吃得香，穿得美，住得适，交得和(“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在物质生活基础上，治理者还要努力满足公众的精神生活需求。儒家就注重人的教化，注重人的精神发展和人格发展。

　　合乎民心整体上就是满足人民大众这两方面的愿望。《礼记·大学》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如果治理不合民心，上天就会剥夺他的统治权，因为“天命靡常”。治理不合民心，公众就会诉诸反抗权。

　　中新社记者：西方文明如何解释政治起源？东西方的解释有何异同？

　　王中江：西方文明对政治起源也有不同解释。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是自然演进的结果。“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早期各级社会团体都是自然生长起来的，一切城邦既然都是这一生长过程的完成，也该是自然的产物”(《政治学》)。政治产生的动力源于人类需求。在这一过程中，有智力的人成了治理者，另外一些人则成了被治理者。维柯认为政治及其治理者是从家人们的氏族及其父主权威中建立起来的。

　　西方文明解释社会起源的一个重要理论叫契约论，有不同版本，霍布斯版本、洛克版本等，当代还有罗尔斯版本。契约论一般都假定了人类的自然状态，国家的建立正是为了摆脱这种状态而订立的契约。每个人为了获得一些权利，都要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以成立国家并由人代表来进行治理。休谟认为人的进一步发展一定要建立政治和社会，最初靠公开或默许的协议，德能超强的人就成了治理者。这是一个“弱契约论”版本。

　　西方政治契约论同中国的政治圣作论有共同之处，如建立国家都是为了满足社会公众的意愿和自身的权益。契约论中，人们乐意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并由国家来垄断暴力等权力，是出于自身的安全、和平、利益等需要；而在中国，圣人创设君主同样是以此为手段来满足大众的基本愿望和需求。

　　圣作论同契约论的一个很大不同是，圣作论强调圣贤人格政治和表率政治，强调人治；契约论强调制度治理，强调法治。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民心在当下推动完善政府治理体系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

　　王中江：现在的政治哲学家们原则上认为，国家和政府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它们都是为了公众的愿望和利益而建立，也为了更好地满足公众的愿望和利益而发展和变化。

　　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理念，古典中国的“民心”对于建立当代良好的政治生活仍然有效。民之所望，就是政之所向。政府要根据民意而不断完善，治理要倾听民意而不断改进，制度要不断适合民意而不断健全。遵循民意、民心是政府一切治理的出发点，合乎民意、民心是一切治理的准绳。

　　【受访者简介】

　　王中江，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华孔子学会会长、老子学研究会会长。新近出版有《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会角色》《道家学说的观念史研究》《根源、制度和秩序：从老子到黄老》《自然和人：近代中国两个观念的谱系探微》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前沿丛书”、“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思想新知论丛”、《新哲学》《中国儒学》（合作）《老子学集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