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郑筱筠：为何说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兼具了历史必然与文化创新？

       中新社北京12月5日电 题：为何说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兼具了历史必然与文化创新？

　　作者：郑筱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

　　时隔五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近日再度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大创新论断，是党的宗教工作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什么说是兼具历史的必然性和文化的创新性？

　　宗教本土化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从世界宗教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宗教本土化是一个宗教传播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这是世界宗教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宗教的本土化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是世界上许多地方现时发生和进行的现象。

　　从中国宗教历史演变的进程来看，既有道教等本土自发产生的宗教，也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的宗教。这些外来的宗教由各种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传入中国本土，在中国落地生根。无论开始于何时何地，当不是作为侨民文化，而是以本土信徒为载体时，它们就已经开始了本土化过程，即开始作为一种文化元素与中国文化的其他元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这个过程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不仅是这些宗教处于历史的演化中，中国社会也在不断地演变发展。宗教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始终处于辩证的互动中。所以，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正在进行时的现实必然。

　　中华文明为宗教文化发展提供对话、沟通、融合平台

　　古往今来，各宗教在融入中国主流文化、扎根中华沃土的历史进程中既有成功经验，也有深刻教训。中华文明为不同宗教的演进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沃土，使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有着厚实的落地平台。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各大宗教在其传播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也形成了各宗教相互关联的宗教整体格局。隋唐时期佛教各大宗派的出现就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里程碑。最早的佛教宗派肇始于陈、隋之际，多数的佛教宗派则形成于隋唐时期。例如，唐八大宗派之一的法相宗，就是唐代佛学大师玄奘游学印度归来后运用印度佛学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形成的新教派，随后弘扬传承，成为唐朝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中国南传佛教也是一例。东南亚南传佛教一经传入中国云南，一直也在进行着本土化的发展过程。它在保持南传佛教基本传统的同时，适应着云南地区的各民族文化，它与当地固有的原始宗教和少数民族文化相互斗争、相互融合，逐步渗入当地少数民族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形成了迥异于东南亚南传佛教的时代性特征。

　　又如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也是一样。“基督教中国化”的议题古老而常新，由于基督教在华的传播时断时续、跌宕起伏，其中国化的历程也复杂多变，曾先后4次传入中国。早在唐朝景教入华，后经过反复断断续续地传入，最终成为中国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的传播历程表明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分阶段、不断深化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其独特的时代发展脉络和理论逻辑。

　　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呈现出波浪式的发展，每一波的发展都使宗教文化为整体的中国社会文化增添新的文化元素和文化积淀，同时又为下一波的宗教中国化提供了背景、土壤和经验。

　　文化创新是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实践内生动力

　　在西方文化人类学中有一个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的概念。这一理论有助于理解为什么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但不能生搬硬套。站在主体文化的视角，一个社会不仅有文化涵化、还有文化整合。整合的扬弃少不了创新，即以新的形态实现整合。从文化涵化到文化整合的理论分析，可以使我们对如何看待和如何实践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有更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在此还要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在进行文化整合时的一个重要机制——文化浸润。中国传统文化对不同文化系统的影响和吸纳，虽有文化对冲，但更多时候是春雨无声般的潜移默化。以观音信仰为例，其流行的原因是复杂的，有佛教系统内部的原因，更重要是因为它契合了以儒家、道家文化为主要支柱的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主张。

　　与汉传观音信仰体系相比，云南大理的观音信仰还融摄了印度佛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同时还表现出与白族本主崇拜相生相长的特征，这是其在传播过程中与当地文化融合的文化创新性表现。宗教中国化发展的理论逻辑表明，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也是一个文化创新过程，需要不断探索新方法、实践新路子。

　　中国各大宗教在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进程中，既表现出鲜明的共同性特点，也有差异性特征。实践过程中，各宗教逐渐形成新模式和实践路径，主要表现在固本培元和守正创新等方面。

　　首先是固本培元。宗教要想从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实现中国化目标，就必须使宗教思想中国化居于统领和基础地位。近年来，各宗教结合时代特征和要求，开展佛教三大语系讲经交流、道教玄门讲经、伊斯兰教新编卧尔兹演讲比赛、天主教本地化建设、基督教中国化探讨等活动赋予了宗教教义教规新的时代内涵，已经形成一批思想建设新成果。

　　其次是守正创新。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既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断探索新方法，实践新路子，需要我们坚持守正创新、固本培元的文化创新动力，建立有深度而广泛的文化交流机制，宣传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各项方针政策，对症下药，“因教施策”与树典型、交流经验并举，促进各民族交流，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要深入挖掘中国宗教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要揭示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同时，努力夯实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基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这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关于新时代宗教工作的新理念新举措，科学地回答了新时代怎样认识宗教、怎样处理宗教问题，怎样做好党的宗教工作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的“九个必须”，为新时代宗教理论提供了根本遵循。

　　因此，做好新时代的宗教工作，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就要在政治上自觉认同、在文化上自觉融合、在社会上自觉适应，与社会发展同步、与时代进步同频，使宗教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和谐因素和积极力量，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完)

　　【专家简介】

　　郑筱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智库副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曾挂任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常委、副书记(2017年3月-2018年3月)；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贴。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委托项目40余项，研究成果先后多次荣获国家和省部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