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高敏：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如何启发当下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中新社北京11月15日电 题：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如何启发当下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专访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历史系和国际区域研究系副教授高敏

　　作者 文龙杰 徐雪莹

　　公共卫生事关国计民生。从上世纪中国的血吸虫病防治事业，到当前的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都体现了公共卫生体系的枢纽性作用。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如何启发当下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是否存在单一、具体的公共卫生标准模式？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历史系和国际区域研究系副教授高敏(Miriam D. Gross)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深度剖析有关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曾深入考察中国的血吸虫病防治，并在英文著作《送瘟神：毛主席消灭血吸虫的运动》中重新评估了新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医疗模式。您认为中国血吸虫病防治事业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高敏：这场著名群众卫生运动的成功得益于全社会努力。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简称血防运动)最有效的策略是治疗人和动物等宿主。宿主一旦得到医治，就不再持续向环境排泄传染性物质。大规模的个体治疗是社区范围内一种有效的预防形式。

　　然而，当时治疗血吸虫病的方法复杂又危险——大多数农村医生难以安全操作。之所以大规模治疗得以实现，是因为有了下乡的城市医生和兽医。城市专家在农村开展工作需要农村传统医生和赤脚医生(赤脚医生项目1968年才开始)的帮助。(因为)后者知晓当地的人物、关系网和其他可用资源。比如对于无法挺过危险治疗的虚弱病患，他们知道哪些本地草药可以帮得上忙。他们也能提供护理并动员当地民众。此外，血防运动中，农村医护人员接受城市专家的在职培训，也对农村医疗保健产生了全方位的长期影响。

　　因此，中国血防运动的成功源于城乡各自发挥专长，共同辛劳合作。关于血防运动在中国基层的实际运作情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在翻译出版我的专著，该译著预计2022年问世，读者如有兴趣可进一步了解。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中国的血吸虫病防治事业与当前的新冠疫情防控有无相似之处？

　　高敏：上述两项疫情防控工作的共同点在于都将疾病控制视为全面战争，需调动全社会关注和资源。这一策略有利有弊。一方面，它对于处理紧急情况(如迅速升级的流行病)和重大问题十分有效。但另一方面，它不具备连续性。一旦紧急状态结束，所有关注及资源投入就会随之停止。

　　将疾病控制定义为战争能够创造出一种语境，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血防运动中，公民以行动者身份参与疾病预防。新冠疫情中，公民以居家隔离方式实现爱国参与，主要的基层工作者则变成医疗服务提供者、环境消毒工人以及解决问题并为居家隔离者供给食物的党员工作人员。

　　两项疫情防控工作的另一个共性在于推崇科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当今，人们都赞美专业科学技术。血防运动与新冠疫情防控都充分利用中医药，创造中西结合疗法，以实现疾病治疗的最好效果。

　　最后，其最终领导策略都源于国家最高层。国家未重视之前，抗击血吸虫病和新冠疫情大体上缺乏行动或者行动有限。国家重视以后，全力、全效和全面的行动随即自上而下展开。事实证明，为全国制定总体、一致的战略对流行病控制至关重要。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中国公共卫生制度有哪些特点？与西方有何不同？其不同之处由哪些原因造成？

　　高敏：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公共卫生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改革开放前是一种模式。改革开放后，中国走上以科学医学为重点的市场驱动医疗模式。但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医学存在相同问题：在西方，穷人大多负担不起医疗费用。非典以后，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重新投资于更广泛的医疗保健，创造了某种混合模式。

　　改革开放前的医疗模式及当前的混合模式，比市场驱动模式具备明显优势。前者以社会医学或国家医学为基础。社会医学的支持者认为疾病植根于贫穷欠发展的无序社区，因此战胜疾病的方法在于发展社区经济、教育等，使初级医疗保健、公共环境卫生和清理虫害成为社区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医学侧重于培养大量初级水平的熟练医护人员，使其最大限度服务于农村发展。相比之下，西方盛行的科学医学模式将病原体视作疾病起源，会培养出一小部分训练有素的医生，聚集在城市医疗中心，为极少数城市居民提供顶级医疗服务。

　　中国改革开放前医疗模式的第二个优势在于创新的筹资策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未试过向全社会供给初级卫生保健服务。而中国在这方面着实杰出。面对资源匮乏，中国开发出一种自力更生的模式。各级医疗机构都享有相应补贴和资金支持。同时，中国培养了基层卫生工作者。1968年以后，赤脚医生以工分计算酬劳且必须回到所属社区，其薪酬严重缩减，这些医生不得不使用针灸和当地中草药来节省成本。以上策略使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得以负担大规模初级卫生保健服务。

　　改革开放前，中国医疗最大程度实现了全体人民对于药品或药草的可获得性、可及性和可负担性。经历民国时期的战争破坏后，中国着实需要基本医疗、生育和公共卫生等服务，因而农村医护人员培训的有限性只是小缺陷。

　　中新社记者：新中国群众性公共卫生运动给当下中国公共卫生制度化建设带来哪些启发？

　　高敏：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转向科学医疗模式，医疗市场几乎全然放开。如今，中国正在回归混合模式，将社会医学、科学医学、市场驱动与国家补贴医疗相结合。2009年之后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朝正确方向迈出一大步。

　　改革开放前，中国医疗模式的核心在于拥有真正可及且负担得起的基层医疗服务者。当下，中国政府应考虑投资并大力补贴新一代乡村医生，为其提供继续医学教育、医疗事故保险和良好的养老保险待遇。或许，政府还可以把参加一定年限的农村服务作为取得医学学位的要求，从而为城市专业知识向农村转移提供新的途径。

　　中国政府可以继承早期医疗体系的优秀遗产：更好执行质量管控相关法规；提供实质性的国家级资金从而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医疗支持；制定新战略以将城市医疗专业知识持续注入农村地区。

　　中新社记者：公共卫生体系是否存在单一、具体的标准模式？您认为有效的公共卫生体系应具备哪些特征？

　　高敏：我认为没有通用的标准或单一的模式。然而，为所有公民提供公平、可负担和可获得的优质护理应当是每个政府的目标。归根结底，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医疗模式，其最杰出的特点之一在于它渴望为全社会——无论贫富——都提供基本医疗和有效的公共卫生服务。中国早期富有远见的领导人意识到，健康的人口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坦率而言，公共卫生系统的关键，与其说与特定模式相关，不如说在于政府持续投入足够的国家级资源。正如各国从新冠疫情中所学到的，有效的监测系统及能提供传染病护理的基础医疗系统对国家与全球安全至关重要。许多国家的公共卫生部门长期面临投资与人员配备不足，美国即如此。卫生系统如果一开始就跛足运转，将无法应对紧急情况。

　　然而，要想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健方面获得持续、长期的投资极其困难。首先，公共卫生通常与照顾贫困人群有关，一些城市和富人不愿将税款花于此；其次，公共卫生的许多裨益只在长期可见，但政治家喜欢为短期需求提供资金；再次，公共卫生的主要功能在于预防疾病，需要政治家利用稀缺资源解决不确定的问题。事实上，政府只有在紧急情况发生后才倾向于投资公共卫生和全民医疗。一旦对紧急情况的记忆消退，就会减弱相关资金支持。因此，良好的政府应当认识到健康是一种公共产品，对全社会长期的经济发展、和谐稳定及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投资健康，就是投资整个社会的未来。(完)

　　【受访者简介】

　　高敏(Miriam D. Gross)，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历史系和国际区域研究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史、亚洲史及全球公共卫生史。其先后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学术代表著作为《送瘟神：毛主席消灭血吸虫的运动》(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Chairman Mao’s Campaign to Deworm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曾在《公共卫生评论》(Public Health Reviews)， 《二十世纪中国》(Twentieth Century China)，《医学史》(Medical History)等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