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比利时汉学家冯浩烈：一战停战纪念日，为何要永久铭记一战华工？

        中新社比利时布鲁日11月10日电 题：一战停战纪念日，为何要永久铭记一战华工？

　　中新社记者 德永健

　　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1918年的这一天，协约国代表和德国政府代表签署停战协定，终结自1914年爆发的惨烈战争。

　　1916年至1918年一战期间，约14万中国劳工远渡重洋来到欧洲战场，在英国、法国等协约国军队从事挖战壕、修工事、筑路桥、救助伤员、掩埋尸体、清理战场甚至扫雷等艰苦繁重的战地后勤工作，这一群体，现被研究一战历史的学者统称为一战华工。

　　一战华工不是军人，却“以铲代枪”，为协约国赢得一战胜利乃至战后重建做出巨大贡献，其间近两万人献出生命或下落不明；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前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曲星曾感言，很多华工都是不识字的农民，来到欧洲战场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几乎得不到休息，“一个人每天挖一米战壕，14万人每天就是140公里；一个人每天只扛一颗炮弹，14万人每天就是14万颗炮弹……”，在欧洲战场关键时刻，一战华工就是战争天平上的关键砝码。

　　面对当时积贫积弱的祖国，一战华工抱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得益于一战华工的付出，中国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1919年的巴黎和会，然而巴黎和会却没有以一个战胜国的身份对待中国，为此一战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一道，包围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驻地，阻止签署出卖中国利益的《凡尔赛条约》；英军在比利时举办战胜国运动会，会场上其它战胜国的旗帜都有，唯独没有中国旗帜，受邀参加的一战华工当即提出抗议。

　　以血肉之躯做出巨大贡献，一战华工本应被永久铭记，却曾被长久轻视甚至遗忘。值此11月11日一战停战纪念日到来之际，一战华工史专家、比利时西弗兰德大学(位于比利时布鲁日)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冯浩烈(Philip Vanhaelemeersch)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细述一战华工贡献乃至为中欧交流合作留下的宝贵财富。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西方学界，一战华工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被人遗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冯浩烈：有一个技术原因，就是研究一战历史的专家大多不懂中文。其实在法国、比利时等地的一战遗址，很多地方都有一小块“中国角”(Chinese Corner)，散落着一战华工的墓碑，上刻名字、籍贯和个人编号，如果不懂中文，就无从了解这些信息，导致缺失深入研究详实史料。

　　另一个原因是观念上的误区。一战华工不是军人，虽然也在战地，但不在前线直接参战，属于战地后勤人员，很多研究一战军事史的专家觉得他们不太重要，没有把一战华工纳入研究视野。

　　特别是有人把一战华工视为苦力，觉得他们面孔模糊，只是一个笼统形象，如同在港口码头扛包的工人，虽然一些华工也做类似的工作，但很多一战华工是技术工人，来欧洲之前就掌握了技能，在欧洲战场能修机器和坦克，更不要说那些有文化、懂外语的随团翻译。一战华工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思想，把他们视为苦力是非常片面和不准确的。

　　中新社记者：现在一战华工的历史地位日益得到认可，他们为协约国赢得一战胜利做出了哪些贡献？

　　冯浩烈：一战期间英法等协约国也从印度、埃及、南非等国招募劳工，而从中国招募的劳工约有14万人，在外籍劳工中位居前列，可以说没有华工，一战历史是不完整的。

　　一战华工不是军人，没有直接参战，但他们可能每天都在影响战争进程。1916年一战华工来到欧洲战场时，惨烈战斗令协约国的兵员严重不足，如当年索姆河战役一天就牺牲好几万士兵，华工弥补了协约国急需的人力，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后勤服务。因此西方有观点认为，如果没有华工，协约国赢得一战胜利的时间很可能推后。

　　一战结束后，由于运力等原因，华工们等了几个月才得以启程返乡，最后一批约是1919年回国，其间他们参与清理战场等战后重建，继续为协约国做出贡献；当然，有些华工最后留在法国，成为法国最早的中国移民群体。

　　中新社记者：您曾翻译出版一战华工顾杏卿的著作《欧战工作回忆录》；2018年11月11日，在法国巴黎纪念一战停战100周年仪式上，一名华裔女孩恰好用普通话朗读了顾杏卿在百年前那天所写的日记，您怎么看这个举动？

　　冯浩烈：我亲身参与了筹备工作。纪念庆典组委会通过法国一位纪录片导演找到我，想让代表不同种族的年轻人朗读与一战停战有关的文章，且必须是11月11日停战当天写的东西。顾杏卿的回忆录刚好有一章讲停战，包括停战当天的日记。我将这部分内容发给了组委会。

　　11月11日庆典当天，我没去巴黎，而是按计划与我们孔子学院师生去了欧洲最大的一战华工墓园——法国滨海努瓦耶勒市的诺莱特华工墓园，与当地华侨华人一起缅怀，其间收到了华裔女孩朗读顾杏卿日记的现场照片。

　　我当时特别感慨：一边是巴黎，盛大场合向一战华工致敬，多数华工其实没去过巴黎；另一边是我们在一战华工墓园缅怀，那天可说是铭记一战华工极有意义的一天。

　　中新社记者：2017年，您翻译出版了另一位一战华工孙干及其后代回忆录《华工记》；孙干赴欧前是一位私塾先生，有学者认为像孙干这样有学识的一战华工，打开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一扇窗，您对此怎么看？

　　冯浩烈：翻译孙干和顾杏卿的回忆录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孙干在工作之余常去法国的小学观摩旁听，记录了很多课堂细节；顾杏卿在回忆录中写了很多生活小事，比如比利时人怎么喝啤酒、法国人怎么穿衣服等。刚开始我觉得，这值得翻译成荷兰语吗？后来发现它的意义是反映了中国人渴望认识世界的热情。

　　1919年孙干回到山东乡下老家，经常有人找他讲讲在欧洲工作和生活的见闻，听到的人再讲给别人听，可能几千人通过孙干对西方有所了解，满足了对西方的好奇心；这些人一辈子都没机会出国，甚至连省城都没去过，正是通过孙干的讲述，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

　　孙干后来在村里创办学校，教书育人，把在欧洲工作生活的经历讲给学生听，有点类似现在孔子学院的老师告诉学生中国的样子，这是实实在在的中西方文化交流。

　　中新社记者：您曾表示，一战华工是欧洲与中国联系的重要纽带，为欧洲和中国交流合作留下宝贵财富，您能否详细阐述这一观点？

　　冯浩烈：我们一直谈“交流”和“合作”，我认为交流可以很简单，比如两个人坐到一起沟通，合作则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标一起工作，可能比简单的交流更重要。

　　一战华工，可算是中国第一批派往海外的劳工。此前虽有中国人出国务工，但完全不是正常的劳工关系。一战华工的情况当然也不“正常”，那时正值战争，英国在招募一战华工时也提供了劳动合同，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在我看来，一战华工开启了中国劳工海外务工的新篇章。

　　到欧洲后，一战华工虽然多数时候是从事繁重工作，欧洲当地人监工，但大家一起工作，某种程度上还是出现“合作”的萌芽，形成了“合作”的初级形态，我认为这为日后欧洲与中国的交流合作奠定了基础。(完)

　　【受访者简介】

　　　冯浩烈，比利时知名汉学家，西弗兰德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长期致力于研究一战华工历史，多次赴山东、河北等地寻访一战华工后代，先后翻译出版一战华工顾杏卿的著作《欧战工作回忆录》和一战华工孙干及其后代的回忆录《华工记》，现已完成另一本一战华工后代回忆录的翻译工作，尚未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