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邓建国：大变局下，中西方文明交流何以“去塞求通”？

        中新社上海11月1日电 题：大变局下，中西方文明交流何以“去塞求通”？

　　——专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传播学系主任邓建国

　　作者 樊中华 张楠

　　交往历史源远的中西方突破“交流屏障”为何格外不易？日新月异的现代媒介技术对中西方“听懂彼此”是桎梏还是机遇？交流表象背后应如何看待东西方文明的碰撞？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传播学系主任邓建国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纵观历史，中西方之间交流“畅通”远多于“不畅”，传播表象背后是东西文明流动的多次转向，其动因正是彼此希望学习互鉴的内驱力量。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西方之间的文明交流有千余年历史，“不畅”是否是常态？

　　邓建国：回望历史，中西方交流并非始终“不畅”。早在13世纪，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就将中国的文明图景带回西方。他对元朝初年中国商埠和大城市繁荣景况的描述，很长一段时间内构成了西方“中国想象”的底色。

　　1405年开始，郑和下西洋主动传播中华文化，影响深远。他途经的亚非诸国，惊叹震撼于明朝船队的舟楫之雄伟，人物之丰伟，才艺之巧妙，以及明朝具体而微、缜密有序的礼仪文化。这些远胜于当地的物质与文明让航线沿岸国家对明朝中国充满向往，并主动派遣使臣，前来学习效仿明朝的先进文化、技术甚至制度体系，促进了本国发展。

　　随着新航线开辟，16到17世纪，大量欧洲商人、传教士来到中国，并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乃至汉学典籍带回西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精通汉语，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在其著作中详尽介绍中国，使欧洲民众对于中国的认知更加积极乐观。

　　彼时西方对中华文明一直处于仰慕和向往的状态，欧洲在18世纪甚至形成了近百年的“中国热”。从王室到平民，都在热议中国的戏曲、瓷器、园林、风俗文化等。

　　更加重要的是，中国传统儒家、道家等思想，以及由此勾画的文明、安定、富裕的国家图景等，为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且战乱不断、急切寻找新政治体制出口的欧洲所向往。伏尔泰热衷于赞美中国的道德与法律，将孔子看作“理性”和“智慧”的“阐释者”。其借用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思想文化，拓展视野，逐步形成其启蒙思想体系。

　　因此，在近代以前，中国的灿烂文明一直在向西方输出，虽然囿于当时的传播工具和地理空间限制，是涓涓细流，但整体而言中华文明对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新社​​​​​​​记者：哪些因素导致了近代以来中西方的“交流不畅”？

　　邓建国：最根本的原因是自18世纪以来，中西方社会发展产生了一次大分野。当时中国仍处于农耕社会缓慢的发展模式中，而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自然科学获得大发展，进一步催生了工业革命，生产力大大提升。一方面，社会经济迅猛发展，思想文化飞速进步，现代化的生产体系、制度、律法体系开始逐步建立；另一方面，生产过剩使其本国市场供大于求。此时，根据以往形成的“中国想象”，西方开始渴望与远在东方的大国建立贸易关系。

　　这就形成了近代中西文明一次颠覆想象的“大碰撞”。1793年，清朝乾隆时期，英国人马戛尔尼率领一支800余人的使团来华协商通商贸易，遭到乾隆拒绝，经历“下跪之争”，还看到了真实的、落后于彼时西方的中国。

　　英国人来华寻求贸易机会本是一次中西方深入交流的机会，但因为中西之间在思想观念和社会发展程度上相去甚远，二者碰撞之后弹开。此后，英国便开始了对华鸦片贸易，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中国则开始进入救亡图存的历史时期。由于“救亡”的紧迫性远大于文化的复兴与启蒙，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技术以迅速改变落后的中国，此时“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成为主流。由此，中西方信息流向发生了一次彻底的转向。

　　同期，以电报的发明为开端，现代传媒技术尽数出现在西方，支持了其无所不在的殖民统治及价值观输出，这使西方进一步掌控了近代以来国际传播的话语权。

　　因此也可以说，“中西沟通”并非一直不畅，而只是信息的流向有所变化。从中国角度，由通而塞，是由中西方近代经济社会发展分野造成其从“传者”身份向“受者”身份转变的不适。而在西方视野里，“想象中的中国”破碎后，很长时期内，无论在传播技术上还是现代文明上，中国都沦为其“理所当然”的被动的“受众”。

　　中新社​​​​​​​记者：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崛起，伴随文化复兴、文化自信的回归，中国的移动互联网日益发达，这让中西方交流呈现怎样的新趋势？

　　邓建国：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西方仍是话语强势的一方，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此外，中国发达的移动互联网多体现在消费、服务等应用端，美国三大社交媒体的全球使用率仍然极占优势。

　　但另一方面，一国的经济硬实力能影响其软实力，崛起的中国代表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华文明的复兴。中西之间的文明接触在所难免，但其流向会更多地呈现双向趋势。在越来越小的“地球村”内，“如何做”要比“如何说”更为重要。

　　因此我认为，当前的中国应在行动与传播上双管齐下。例如，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中国通过多种路径践行了将“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的承诺，中国有力控制疫情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等，这些行动和事实世界有目共睹，都可通过传播的基础设施和内容向西方流动。只要一国言行一致，公信力自然就会建立起来，获得全球的认同。

　　中新社记者：面对中西方交流现状，中国在国际传播中可以主动做些什么？

　　邓建国：一方面是宏观理念上的转变，中国应该更加充分地打开自己，让西方更加了解具象的中国。

　　这种“打开”包括重新认识何种信息能使人产生认同。说服理论中有一个“知识偏见”的概念，即公众在决定是否相信一个发言者时，会将其发言内容与发言者身份(及其背后利益)相比较。因此，中国人自我批评与批评外国人，对自身公信力的影响效果完全不同；其次，中国的对外传播应更多地展示真实的人及由此构成的国家。优点很多但也有一些缺点的国家，会显得更真实、亲和、有吸引力。

　　另一方面，我们要在国际传播中“求同”而非强调差异。文明的异质可能源于地理环境的隔绝与迥异，但论及受众个体对信息的渴求，无论东西方都大致一样。这种“同”是中西方受众同为“人”能够彼此理解的本性。

　　虽然当前媒体表现形式多元化，但为不同媒介寻找适合的信息去传播仍是关键。非虚构写作正是硬新闻之外的一种体裁，它把普通人的故事讲给普通人听，运用大量好看的电影叙事手法，在人情人性层面打通中西方受众，使之共情、相互理解。事实证明，无论中西方受众，都对这种充满人性的、沉浸式的新闻体裁兴趣浓厚。

　　除了在细节上使受众具备易感性，一个文明还要在价值观上具有吸引力，两相结合就具备了较强的传播力。

　　这就需要基于文明的价值观进一步脱离其具体性意识，要有更多普适性，甚至抽象性。其传达的理念可让全世界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去积极解读，转化为“自我理想”。对西方受众而言，这与地理隔绝时代构建的脆弱的“中国想象”不同，这种认同是发达媒介时代一个国家言与行、现实与理想、古代与今天之间三组张力的统一，具有建立在真实性上的理想性魅力。(完)

　　【受访者简介】

　　邓建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博导、传播系主任、传播学博士，曾任Shanghai Daily记者、编辑。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和新闻学院访问学者、中国新闻奖网络新闻和国际新闻评委、上海市曙光学者、Sixthtone高级顾问等。研究领域为传播理论、中外传播思想、媒体融合等，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中英文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两部，译著多部，完成国家社科项目两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