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天津10月21日电 题:王存刚:中国是如何突破“西式现代化”逻辑,走向中国道路的?
作者 王君妍
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中国在踏上现代化道路的征程中面临路径选择问题。中国是如何从模仿“西式现代化”道路,发展为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的?中国道路又是怎样实现对“西式现代化”逻辑的历史性突破?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存刚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中国之所以能够从模仿“西式现代化”模式,发展为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并自觉担起了探索现代化新路的重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西式现代化”逻辑?
王存刚:要弄清什么是“西式现代化”逻辑,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西式现代化”。“西式现代化”自然是在西方形成的。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和君主立宪,率先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和曾经的殖民地美国陆续踏上现代化之路,并因此都成为世界强国。这些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虽略有差异,但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所谓“西式现代化”逻辑,就是指欧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走过的道路以及由此呈现的规律性。概括地说,“西式现代化”道路在经济运行方式上,采用的是以物质利益为根本驱动力的市场经济,其逻辑必然是资本对劳动的残酷剥削以及由此导致的阶级分化和斗争;在政治运行方式上,采用的是以代议制为内核的民主宪政,其逻辑必然是以夺取和把持执政权为核心目标的激烈政党竞争以及政治极化现象;在生态问题上,采用的是先发展后治理的策略,其逻辑必然是生态恶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类生存环境劣质化;在对外关系上,采取的是对外扩张取向和掠夺行为,其逻辑必然是强权政治横行、对外战争频发以及国家间激烈对抗。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方大国要在发展中国家推介“西式现代化”模式?
王存刚: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舞台上引人瞩目的现象,人们对此有不同解释。在我看来,西方大国之所以要这样做,与它们对现代化的认知和利用有关。
一方面,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把现代化看作新型的“天定命运”,代表着自身特殊优越性以及所谓道义使命。这是不少西方政治家、理论家竭力鼓吹“西式现代化”模式的重要原因。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在发展中国家也有一定市场,“西式现代化”模式曾在不少发展中国家落地,但最终都失败了。
另一方面,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又把现代化理论和模式看作一种很有用的国际政治斗争工具。不少西方政治家、理论家对这一点心知肚明,但却竭力掩饰。不过,还是有些怀有良知的欧美学者对此加以揭露。多年前,一位名叫雷迅马(Michael E. Latham)的美国学者就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一书中,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推广“西式现代化”模式的行为及结果做了细致描述和深刻反思。他认为,现代化理论绝不是一种纯粹学术性的探讨,而是渗透着冷战高潮中美国人对自身的某种信念。在欧洲殖民帝国崩溃、冷战战场迅速向广大亚非拉国家扩散的过程中,美国决策者越来越把现代化理论和模式作为与当时头号竞争对手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事实的确如此。
中新社记者: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中国如何从模仿“西式现代化”道路,发展为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
王存刚:中国确实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在踏上现代化道路后,中国始终面临路径选择问题。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辛亥革命到中华民国,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几乎对各种具体形态的“西式现代化”模式都进行过快速尝试。这在世界现代化史上是罕见的。但结果都很不理想。
中国之所以能够从模仿“西式现代化”模式,发展为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并自觉担起了探索现代化新路的重任。
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启独立建设现代化中国的艰难征程。1982年,邓小平同志首次明确提出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报告则首次明确概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终于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新社记者:中国道路是怎样实现对“西式现代化”逻辑的历史性突破?
王存刚:这是近年来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回答。
在经济领域,中国确立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思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就破解了发展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难题。
在政治领域,中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努力健全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积极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作用。这就消除了西方政治生活中常见的激烈政党竞争和严重政治极化现象。
在生态领域,中国确立“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积极推进绿色发展,不断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同时积极参与和引导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这就跳出了发展经济必然破坏生态环境的怪圈。
在对外关系领域,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广泛参与全球治理,着力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为重大国际问题解决、重要国际规则制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打破了“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
“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实现对“西式现代化”逻辑的历史性突破,当然有多方面原因,但关键还是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当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有效化解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冲突,从根本上消除了对外扩张、霸权掠夺的可能性。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仅是受国家基本制度和政治信念的约束,也是基于对世界格局特别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邓小平曾说过,如果中国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
当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意味着必然要坚持和平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反复声明,中国最希望和平,以便发展自己,并对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则反复强调: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当代中国之所以能够走出一条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新路,与中国共产党有直接关系。特别是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持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充分尊重受援国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中国还以积极姿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并在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因此,坚持走中国道路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统一的。
【受访者简介】
王存刚,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国际政治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期刊专家委员会国际政治学科委员。长期从事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以及战略理论与战略史的研究工作。出版《战略环境与国家方略》等著作5部,在中文权威期刊及报纸上发表论文和学术文章8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