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8日电 题: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有何新内涵?
中新社记者 陈悦 马佳佳
许庆琦。本人供图在6月下旬的“一带一路”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会议上,中方提出,疫后的世界经济复苏应该是绿色和可持续的复苏,“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应把绿色发展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把建设绿色丝绸之路作为优先任务。外国智库专家如何看待“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对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建设有何展望?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许庆琦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采访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评价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绿色属性的增长能为“一带一路”带来哪些新内涵、新发展方向和新增长点?
许庆琦:将“一带一路”打造成绿色发展之路是中国政府的初心与愿景。2015年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要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2017年5月中国政府发布的《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与《“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把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列为“一带一路”建设重要内容。
后疫情时代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把绿色发展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把建设绿色丝绸之路作为优先任务,体现了中国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决心和对世界的承诺,对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作出积极贡献。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低碳、循环发展是顺应时代的必然选择。
后疫情时代的“一带一路”建设,应注重节能减排,注重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开发,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可再生资源的使用,使“一带一路”建设融入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大潮。
中新社记者:有人指责“一带一路”倡议是为转移污染行业,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许庆琦: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往往涉及土地和民生问题,易被西方媒体炒作和政治化。实际上,各国都有生态环境风险管理机制与法规,“一带一路”项目均须符合所在国生态环境法规。
马来西亚的中资玻璃厂、光伏制造厂、钢铁厂等并未出现污染问题。例如中国交建所承建的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设计了44条隧道和27个野生动物通道,防止破坏森林,保护生态环境。
又如中国企业承建的巴基斯坦卡拉高速公路,沿线植树近30万棵,植草面积500多万平方米。肯尼亚蒙内铁路建设过程中,中国企业在铁路全线设置14处大型野生动物通道、61处桥梁和600多处涵洞,以保障动物自由迁徙。
事实证明,指责“一带一路”转移污染行业、破坏项目所在地环境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中新社记者:中国在发展方式上的转型和在绿色发展上的努力,可以给世界带来什么参考?
许庆琦:中国强调绿色发展的经验值得各国参考与借鉴。发展中国家不能重复“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应该把绿色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选择,强化环境保护的法规效力,利用市场机制来保护环境,以绿色金融鼓励绿色投资。
有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中国平均每年净增加森林面积193.7万公顷。目前中国走在太阳能技术和低碳交通的最前沿,预计到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或将占其能源消耗总量的20%。
我同意这种说法: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建设清洁美丽的中国是中国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责任与贡献,彰显了中国的国际道义责任。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抗击疫情及疫后经济重建方面的合作?
许庆琦:新冠疫情冲击下,“一带一路”相关项目难免受到影响。尽管如此,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与投资仍然稳健增长,为各国抗疫情、稳经济、保民生作出了显著贡献。
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与投资额皆逆向增长,贸易额达9.37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达178亿美元,增长18.3%。
在全球海运、空运因疫情影响受阻的背景下,2020年中欧班列开行量同比增长50%,通达欧洲21个国家,92个城市,降低了疫情对中欧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中国在有效控制疫情后迅速恢复生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急需的医疗物资和派遣医疗队,并与沿线国家开展了疫苗研究与生产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具备韧性和活力,成为疫情下全球经济的稳定器和疫后经济重建的推动器。
生态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新冠疫情使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到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一带一路”为疫后复苏提供绿色创新动能,相关国家应在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等领域加强合作,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疫情加速数字经济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据一项针对全球两千多家企业的调研发现,新冠疫情将全球的数字化进程至少提前了5至7年。电商贸易、智能制造、远程教育与医疗、数字金融等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复苏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中新社记者: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您是如何理解的?
许庆琦:“一带一路”是一个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跨国经济合作机制,主要是中国与参与国的双边合作,不排除与第三方或多方合作。
“一带一路”是新型的国际经济合作形式,不是中国的外援工程。推进坚持市场运作,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一带一路”的项目是参与国提出的,不是中国强加于所在国身上。
“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项目,如铁路、港口、发电站、公路与工业园等既带动了所在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中国国际贸易与投资,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一些项目,如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缅油气管道、中巴经济走廊、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减少了中国油气与货物运输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中国是因参与这些项目的建设而间接获得战略收益,那种指责“一带一路”带有战略目的言论是本末倒置,混淆因果。
相比之下,美国参议院2018年10月通过了针对“一带一路”的“更好地利用投资引导开发法案”,美国著名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在评论该法案时毫不掩饰地指出,“新的美国发展金融机构(DFI)将帮助发展中国家繁荣,同时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和增强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6月举行的G7峰会采纳一项由美国倡导的全球基建新计划,欲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分庭抗礼。对此,我认为中国不必过于在意美方的意图,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发展中国家欢迎任何可以为基建项目提供合理条件融资的国际倡议。
中新社记者:您对中国及其他沿线国家如何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有何预期和展望?
许庆琦:新冠大流行改变了世界,国际新格局下的“一带一路”需有新的内涵,可着重开发在加速经济复苏、改善民生和促进民心相通上产生立竿见影效果的经济合作项目。
最新发布的《2021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新冠疫情抹去了数十年的发展成果,2020年贫困人口数量增加了1.19亿到1.24亿人。“扶贫济困”也可成为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内涵,中国的扶贫经验可为有益借鉴。
疫情凸显出信息通信技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重要作用,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后疫情时代可大力推动建设“数字‘一带一路’”,加强跨境电商、智慧城市、远程医疗与教育、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合作。
气候变化与新冠疫情给世界粮食安全敲起了警钟。中国与一些国家在粮农生产领域有很强的互补性,可加强农业科技领域合作。特别是东南亚国家草药资源丰富,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和保健品市场需求增加,中国同东盟国家在中草药领域的合作潜能巨大。
【人物简介】许庆琦现任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马来西亚天职咨询“一带一路”商务中心主任、人类命运共同体东盟研究中心主任、“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研究院国际顾问委员会联席副主席。
许庆琦长期关注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发展,早在1989年便受北京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经济研究所委任为特别顾问。近年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多次在国内外的商会、银行、投资基金、大学以及国际研讨会做“一带一路”专题演讲。他与国际“一带一路”智库和学术机构有广泛联系,并于2019年4月“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受邀为主旨演讲嘉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