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宝：中国智慧能否开创全球意义？

        中新社北京7月8日电 题：中国智慧能否开创全球意义？

　　——专访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助理王建宝

　　中新社记者 罗海兵

　　当今世界东西方之间面临诸多困难和危机，有人将其归结为“文明的冲突”。主张“仁者爱人”“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中国智慧或将为化解文明的冲突、突破人类中心主义提供精神资源。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助理、长江商学院研究学者兼人文与商业伦理研究中心主任王建宝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所谓的“文明冲突”，其核心是东西方核心价值观和本体论的不同。文明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当今世界应有多元现代性，而非西方一种。应该摒弃冷战思维，超越东西之分，超越古今之辩，超越体用之争，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当今世界东西方之间面临诸多困难和危机，有人将其归结为“文明的冲突”。精神人文主义主张通过文明对话来消解文明冲突，您认为冲突的核心是什么？

　　王建宝：探讨文明的冲突，首先要对文化和文明有所区别，二者既有区别又有重叠。文化是各种人类活动的成果。文明能够使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在东方的语境里面，人不是被创造出来的，人是父母生出来的，从这方面讲，人是一个生物性的人。同时，人又是一个文化的人。一系列文化元素逐渐融合发展，构成了文明的共同体。在汉语世界里，文明是一个人类活动臻于完善的现象，《周易》曰：“文明以止，人文也。”一旦形成文明，人就被该文明所塑造，人生命的一部分就被文明所涵摄，此谓“人文化成”。

　　在西方的希腊的语境里，认为人是城邦的动物，文明偏重于一套政治体系。

　　在西方的希伯来语境中，人被神(God)所创造，父母只是将其带到人间而已。

　　如是，东西方之间在“人文——化成”方面的差别出现了。西方文明的源头是“两希文明”，即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认为人神两分、主客二分。中国文明的源头是“六经体系”，《诗》《书》《礼》《易》《乐》《春秋》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底和土壤，这是一种没有“人神两分”的存有的连续性，强调“天人合一”，主客一体。

　　抛开地缘政治和民族国家利益不谈，所谓的“文明冲突”，如果真有的话，其核心是东西方价值观的不同，是本体论的不同。明其异，才能求其同，才能够在遥远的地平线找到重叠共识。

　　中新社记者：您参与组织每年一届的以“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为主题的“嵩山论坛”，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文明的代表人物交流讨论。纵观东西方的多元文明，您认为存在高低、优劣之分吗？

　　王建宝：不存在。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把全世界的主要文明划分为四大轴心文明：一是人神两分的希伯来文明，包括与之一脉相承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明，是“神”的文明。二是追求理性科学的希腊文明，是“理”的文明。第三种是印度文明，追求究竟涅槃，是“空”的文明。第四种就是中华文明，在日常生活中成就君子人格，是“圣”的文明。这四种文明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左右在世界各地几乎同时出现，构成了“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的这种划分至少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但是也有一个问题，他当时没有看到各大土著文明，比如美洲印第安人、非洲地区的文明等。

　　人类要超越轴心时代的傲慢，尊重各大土著文明，使得我们能够从轴心时代进入到第二轴心时代。在此过程中，中国“和而不同”的思想就能发挥作用，从承认差异到庆幸差异。正因为有差异，有不同，才有天地万物，这是“和而不同”的本意。总之，各大轴心文明和土著文明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中新社记者：您曾应邀出席联合国“发展、环境与和平加深协作国际会议”并发表演讲，认为被地方性遮蔽住的儒家思想有其全球意义，为文明对话提供了普世语言。您认为在文明对话中，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智慧可以发挥何种作用？

　　王建宝：儒家是一个地方价值，有可能开创出全球意义，为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源自中国的精神资源。

　　首先，无论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基督教的末日审判，还是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都认为历史有开始有终结，是线性的时间观，其背后的心灵结构惊人的一致。当今世界并非“你的今天就是我的昨天、你的明天就是我的今天”的线性历史观，并非要全盘西化，而是应该有多元现代性，不只有西方一种现代性。

　　其次，孔子主张“仁者爱人”，王阳明说“草木瓦石皆有情”，这为突破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精神资源。一旦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不只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环保问题可以解决，人与人之间、民族国家之间的问题也可以解决。

　　第三，中国对于国家既有其先秦时代的历史回响，也有现代立国的现实关怀。顾炎武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领导人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或是这种天下观的现代性转化，是一种“天下大同”的历史担当吧。

　　中新社记者：文明的冲突可以用中国智慧消解吗？

　　王建宝：可以。

　　如果儒家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为己之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个金律。我不想你对我做的，我也不会强加于你。细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看似消极，实则保证了彼此之间的和平与尊重，这是一种“恕道”。同时又有一种积极的“忠道”，叫“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我好也让你好。

　　儒家文明是一个学习的文明，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专业的神职人员到处去传教。一个学习的文明而不是传教的文明，更不是侵略征服他者的文明，能够海纳百川，在形成有机共同体的过程中，或可消除各种中心主义和极端思想。这种传统为文明对话能够提供非常好的精神资源。

　　举个例子：二战结束不久，联合国成立，但作为其基本法之一的《世界人权宣言》因涉及多种语境而难以签署。中国学者张彭春提议《宣言》应当兼顾西方思想以外的其他思想，把“良心(Consciousness)”“义务(Duty)”“兄弟之伦(Brotherhood)”写入《宣言》，破解了当时的僵局。

　　《宣言》的例子说明，东方价值需要西方价值的砥砺唤醒，西方价值需要东方价值的救弊补偏。反之亦然。

　　中新社记者：在与西方文明对话的过程中，中华文明如何能更好被理解和接受？

　　王建宝：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话语体系，没有形成具有批判精神的集体共同意识。虽然现在中国有了来自全球的观众并进入了全球舞台的中央，但如何用他者特别是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把中国故事讲好，值得大家共同思考和努力。

　　一方面，中国要回归自己的精神传统，以文化自觉建立文化认同，树立文化自信；同时，不断与世界交流对话，在全球文明对话的过程中消解文明的冲突。

　　当然，中国更要同情地理解西方文明的困难。首先，“一神教”正在努力开发出超越本教教义的普世的语言；其次，消解了神圣性和敬畏感的现代社会需要“复魅”；第三，启蒙运动以来产生的自由人权等价值或许是普世的，但是又不见得足够，毕竟全球贫富差距这么大，光有自由没有正义也说不过去。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应该摒弃冷战思维，超越东西之分，超越古今之辩，超越体用之争。无问西东，天下一家。以仁为体，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