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何具有世界眼光？

        中新社北京6月30日电 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何具有世界眼光？

　　作者 石仲泉（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百年历程，在历史长河中虽是一瞬，却使近代的苦难中国发生了企盼已久的巨变。从认识理念而言，这可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果。

　　中国共产党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自我封闭的民族观，而是具有世界眼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何世界意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之际，让我们穿越“时光隧道”，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通过中国看世界，还要通过世界看中国

　　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国，曾以世界上的头号富强大国“独领风骚”达1500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悲惨境地。承续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史传统的先进中国人，前仆后继，上下求索，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能够使中国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真理。

　　中华民族是富于理论思维的民族，中国共产党是善于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始，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涉及诸多方面、诸多因素和诸多关系的复杂系统工程。它既要懂得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还要懂得中国是什么；既要了解中国的现实国情，还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传统；既要通过中国看世界，还要通过世界看中国。要正确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些都不可或缺。

　　马克思主义的传承系统并非独脉单传，不是脱离具体民族和时代之外的抽象理论，不能脱离某个民族的具体历史文化特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治诉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和对它的解读形成的理论传脉，与民族和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根本的是，一方面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问题；另一方面又要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使之马克思主义化，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不仅是双向的，而且是不断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它的内容，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理论传脉的延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自我封闭的民族观

　　坚持世界眼光，是马克思主义的特质。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求科学的世界眼光。

　　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历史”的产物和“人类知识的总和”的结晶，始终坚持着世界眼光。马克思主义创立者早就告诫：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特质，也要求应用它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世界眼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与世隔绝，脱离世界文明轨道，自我封闭，搞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地域性的共产主义”之类。所谓“地域性的共产主义”，是19世纪初的空想主义者企图说服富人搞共产主义移民区，建立示范榜样的一种观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然不是宣扬“地域性的共产主义”观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狭隘的民族主义也是两码事。后者这种民族观，表面上是在争取民族独立与平等，实际上是以另类形式推行民族间的隔阂、仇恨和压迫，拒绝民族间的团结、友爱和互助。它同倡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格格不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指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二者都需要具备世界眼光。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世界眼光，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包容性。具备世界眼光，才能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世界眼光，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性。具备世界眼光，马克思主义才能与时俱进、与世俱进。

　　民族化主要是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横向发展，即空间的普适性。时代化主要是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纵向发展，即时间的普适性。当然，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向度的着力点而言，有时会强调民族化，有时会强调时代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讲民族化时没有时代化，或者讲时代化时没有民族化。它们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中。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世界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经验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能离开世界发展的大背景，也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世界眼光，辨析和吸纳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无疑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只对中国适用，而对其他与中国国情相近的国家和民族没有借鉴意义，要充分肯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影响力和意义。

　　这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就既有属于中国特色的个性、特殊性内容，也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与中国国情相近的国家和民族的共性、普遍性内涵。中国特色不仅适用于中国，它也有一些普遍性、共性的东西，同样适用于与中国国情相近的国家和民族。

　　邓小平在谈到中国改革时曾经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它“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邓小平还指出：“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我们要洞察时代风云，把握时代大势，站在人类发展前沿，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为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解决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国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积累下丰富经验。就当下而言，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特点的新发展理念，正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之一。新发展理念是针对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提出来的战略指引，强调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发展内外联动问题、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等，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创新，对于像中国这样希望加快发展而尽量少走弯路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新路。

　　观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意义，不难看出，这一强调解决中国自身发展问题的理论不仅对中国有重要影响，而且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完)

　　【作者简介】石仲泉，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1938年5月出生，湖北红安人，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研究，曾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组等工作，参与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2卷。个人主要专著有《我观毛泽东》《我观周恩来》《我观邓小平》《我观党史》(三卷本)《我观党史四集》《党史热点面对面》《党的建设理论热点今日谈》等，主编的著作有《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邓小平论中共党史》《中共八大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上下册)等。有多本著作和多篇论文荣获国家级图书奖和优秀论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