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阶段对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重大变化审慎考量的产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重要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设立专章,详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规划思路。
2021年4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重要讲话,在“一带一路”奏响强音进程中又提出新的发展方向,要把“一带一路”建成“减贫之路”、“增长之路”,为人类走向共同繁荣做出积极贡献。由此,共建“一带一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共建“一带一路”的成效
八年来,“一带一路”作为人类历史上对全人类发展最具实质性意义的国际合作计划,取得了开局的重要成效。
第一,国际共识持续扩大。
截至2020年,中国政府先后与138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朋友圈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拉丁美洲,“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已写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其他区域组织等有关文件中。
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顺利举办,其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有38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来自150多个国家和90多个国际组织的6000余名外宾出席论坛,会议形成了共6大类283项建设性成果。
第二,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
聚焦“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主骨架,一批“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港口、铁路、公路、电力、航空、通信等领域开展的大量合作。
这些合作有效提升了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缩短了沿线国家的交通运输时间,降低贸易成本,释放贸易和投资潜力,不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动能。2019年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对此给与积极评价。
第三,贸易往来持续增长。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从2013年的1.04万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1.34万亿美元,7年间累计总额超过7.81万亿美元;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占同期外贸总额的比重逐年提升,由2013年的25%提升到了2019年的29.4%。
第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相直接投资稳中有增。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总额从2013年的126.3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186.9亿美元,7年间累计总额超过1100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总额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大致稳定在12%水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设立企业超过2.2万家;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84.2亿美元,同比增长30.6%,占同期中国实际吸收外资总额的6.1%,在华新设企业5591家,同比增长24.8%。
第五,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建设八年,投资总额约1360亿美元,货物贸易额超9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为沿线国家创造了新的税收和就业渠道,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截至2019年底,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的合作区累计投资350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超过3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33万个。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理论模型分析
八年来,共建“一带一路”的理论体系不断发展,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六个方面。
第一,理念革新: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
第二,目标清晰: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
第三,方式崭新:依靠中国和有关国家的多边合作机制,借助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主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第四,路径清晰:从大写意到工笔画,走实走深,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五,目标明确: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充分展示“世界养育中国、中国回馈世界”的主旋律。总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六,十个之路:努力将“一带一路”建设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廉洁之路以及健康之路、增长之路和减贫之路。
根据八年建设实践,可以进一步提炼一个总的理论框架:实现“一带一路”挖掘新动力、打造新平台的建设目标,具体需要实现“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结合。
中国与合作共建国家客观存在的经济结构上的供需匹配是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合作共赢的必要条件。
从中国的供给要素来看,在新常态经济形势下,中国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相对放缓,产能富裕需要新的市场空间;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技术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庞大的外汇储备可通过提供比较充裕的资金来引导寻求稳健的投资项目与机会,因此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实现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内在要求。
而从中西亚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需求来看,亚洲每年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达8000亿美元,资金缺口约为5200亿美元/年。基础设施投资具有正向外溢作用,能够支撑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中国的供给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正好匹配。这个经济结构上存在的供需匹配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经济基础,是“一带一路”为什么“能”的客观条件。
以中国与亚洲某国合作投资建设为例说明合作的基本模式。中国对某个亚洲国家提供低息贷款100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这个国家用这个低息贷款购买中国的基础设施产品和劳务;中国企业获得平均利润,实现国内产能的合理应用和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
由于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有长远的促进作用,参加合作的这个国家利用中国资金、技术以及产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可在未来用获得的项目收益和增加的政府税收,偿还当初的低息贷款,同时为今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
这样就实现了“双赢”。这个模式同样适合于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带动非洲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和区域经济的发展,非洲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将大大收益。
这个中国与其他合作国家“双赢”的基本模式也可延展为欧洲、北美国家参加的“多边共赢”模式。
由于近年来欧洲各国面临经济增长压力,以英、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制造业大国可依靠自身技术优势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通过参与项目建设获得亚洲广阔市场,促进了经济增长。
同时,“多边共赢”模式也可纳入北美国家。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北美国家可通过经济技术优势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获取亚洲、非洲的广阔市场、缓解经济增长压力。强大的市场需求和技术外溢作用推动这些国家经济进一步升级,惠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在项目合作中联合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优势,不断提升制造业和自主创新水平。但是这个合作模式的实施需以国家之间良好的政治关系为前提。
共建“一带一路”可以助推世界经济再平衡。全球宏观经济面临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困境,据估计全球需求缺口在一万亿美元左右。
2016年8月17日,习近平在中央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
特别是在当前由于疫情爆发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如果能够使顺周期下形成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走出去,满足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有利于稳定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如果中国今后在“一带一路”项目投资达到200亿美元/年,按照1:5的投资乘数粗略估计,可以产生1000亿美元的总需求,预计将弥补世界经济需求总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
因此,共建“一带一路”的经济本质是创造实现“红利”。红利在微观上表现为合作共赢、多边共赢,在宏观上表现为助推全球经济平衡。要获取红利,在国家层面要开放合作,同舟共济;在企业层面要精诚团结、精心组织、精密施工、精细分工。
概括地说,要实现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内在目标,需要提供满足共建“一带一路”所需要的一系列充分条件,其基本内容主要是形成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建的良性互动模式和充分有效的政策保障体系,从而实现两个条件的结合,把共建“一带一路”真正“行”起来。这也是我们过去和将来所做事情的“主轴”。
“十四五”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具体路径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进一步完善“一带一路”建设的各项充分条件是今后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中心工作。
因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指出了在“十四五”期间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方针和任务。
遵循《建议》提出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国家“十四五”规划中专门设置了第四十一章《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对“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具体规划。其中有三项工作最为重要。
第一,互联互通是关键的基础性工作,是重中之重。
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基石,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面临的瓶颈。建设高质量、可持续、抗风险、价格合理、包容可及的基础设施,有利于各国充分发挥资源禀赋,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实现联动发展,这个既是“一带一路”倡议获得国际社会认可并积极参与的基础,也是“一带一路”建设成功的关键所在。
中方应同合作各方继续努力,构建以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以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依托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第二,建设好投融资金融平台。
继续发挥共建“一带一路”专项贷款、丝路基金、各类专项投资基金的作用,发展丝路主题债券,支持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有效运作。在以亚投行投资项目引领“一带一路”建设导向的同时,欢迎多边和各国金融机构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投融资,鼓励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通过多方参与实现共同受益的目标。
第三,深入开展理论研究,促进文化交流。
共建“一带一路”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性、系统性、国际性、长期性的研究。目前我国已具有多项“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研究重大项目。结合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使项目研究形成合力,提供更加高水平的成果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从进一步提供满足共建“一带一路”充分条件的角度考虑,课题组根据上述《建议》与《规划》内容,对“十四五”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具体政策提出十条建议:
第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的经济型体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在“前场”开局良好、成果丰硕的基础上,共建“一带一路”要做成历史性的国际合作创新工程,不仅需要实现合作共赢的内部必要条件,而且更需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外部充分条件。
具体包括加入RCEP、推动加入CPTPP、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好上海进口博览会等。要在“十四五”期间打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中场”,实现“一带一路”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转入精谨细腻的“工笔画”的转变,使“一带一路”建设更加稳妥、更具持久性。
第二,建议制定“十四五”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专项规划。
当务之急是要贯彻落实《建议》的重要精神,系统总结“一带一路”八年来的发展情况,客观评估“一带一路”项目实施进展,科学统筹和规划未来发力的重点方向和合作方式,努力将“工笔画”的一笔一画落实到细节之处。
建议制定“十四五”时期共建“一带一路”的专项规划,提出发展的基本蓝图、重点任务和行动方案。建议“十四五”期间“一带一路”建设中方非股权投资的总规模控制在1000亿美元左右,其中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项目投资占比40%以上。规模不再扩大,而是把项目做深做实,滚动式地前进,实现良性循环,以“中场”的顺利推进为今后全场的胜利奠定基础。
第三,构建国际产业链,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中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与“一带一路”是相辅相成的,共建“一带一路”也可以助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反过来国内国际双循环圈的形成也为共建“一带一路”更广阔、更扎实的工作提供了新的平台,新的机制。
面临进入新发展阶段,树立新发展理念,构筑新发展格局的新形势,筹划“一带一路”建设新发展的当务之急是构建国际产业链,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推动双循环运转,在国内要进行供给侧改革,扩大消费,推动创新;在国际上需要建立适合新型全球化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为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条件。
第四,建议今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设立新疆、福建、海南等地区分论坛。
“十四五”规划第二节“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提到推进福建、新疆建设“一带一路”核心区。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习主席发表了关于全球治理和“一带一路”的主旨演讲,指出了海南发展在助推“一带一路”全局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设立新疆、福建、海南高峰论坛分论坛,有利于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第五,要加强互联互通建设的数字化水平。
创新是新时代中国实现2035初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关键。技术效率的变革和组织变革是实现GDP每年增长5%左右目标的钥匙。其中,数字经济又是创新的核心,“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数字化建设具体表现为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
第六,建设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的投融资平台。
《建议》已经明确要建设多元化的投融资平台。应借鉴巴基斯坦电厂建设采用的BOT方式并由卡特尔参加项目公司运营等项目的成功经验,欢迎多边和各国金融机构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投融资,鼓励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通过多方参与实现共同受益的目标。
第七,建立公开透明的项目建设信息发布机制。
2019年6月,《共绘“一带一路”工笔画——吸引国际私有资本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报告指出,“一带一路”的国家基础设施项目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投资者认为在这些市场上面缺乏财务可行、风险可控、交易价格合理可盈利的项目机会。
针对这一问题,中外政府、企业、国际多边组织和中外专业机构需通过合作来加强制度能力建设、构建风险管控系统、创新和拓宽融资渠道、建立有效的政企合作平台来推动“一带一路”项目的融资和实施,从而构建有助于吸引国际私有资本参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运营。要吸收这些建议的合理部分并出台具体政策。
第八,引进第三方组织参加评估合作建设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
2019年4月25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资金融通分论坛期间,财政部正式发布《“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
该分析框架是在借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基础上,结合“一带一路”国家实际情况制定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工具,鼓励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金融机构、国际机构在自愿基础上使用。
建议引进第三方评估,使评估更具有公信力,以回击个别国家宣扬“一带一路”引发“债务危机”。
第九,建立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机制的协调组织。
共建“一带一路”内容涵盖多、涉及部门广,各部委积极探索人文交流,但缺乏协调机制。
教育系统率先迈出“一带一路”的人文交流步伐,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开创了中国大学设立海外分校的先例。中国人民大学也在苏州设立了中法学院,为“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建议建立共建“一带一路”的人文交流协调机制,形成多方合力,更好地配合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方向。
第十,切实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
软力量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助推器,要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中做好理论研究、舆论宣传和文化传播三大任务,其中舆论宣传承担了特别重要的任务。
建议中宣部出版《“一带一路”面对面》读本,把“一带一路”为什么能够实现合作共赢,中国为什么提出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会产生什么作用和发展前景等广大群众关心的问题,写成十万字左右通俗易懂的小册子出版,向广大群众、企业家和基层干部宣传。
同时,要继续发挥国家智库的作用,提倡研究机构、民间、专家、企业家合作研究,进一步凝聚出好的建议供中央有关部门参考。(来源:经济大厦 作者:陈甬军,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本政策报告系国家社科基金“一带一路”建设专项《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19VDL004)的中期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