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04-01 10:07:08来源： 意大利侨网
中新社北京3月31日电 题：神秘三星堆，是来自“星星的你”么？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施劲松
作者 黄钰钦 余湛奕
1986年，三星堆1、2号祭祀坑出土的珍贵文物千余件，向世界展示了3000多年前的中国古蜀先民创造的辉煌文化。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时隔35年，三星堆遗址重启发掘，此次出土的文物又为神秘的古蜀文明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神秘的三星堆魅力何在？出土的文物将如何推动人们认识遥远的古蜀文明？回望百年历程，中国考古未来向何处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施劲松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进行专业解读。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三星堆自发现起就一直是中国考古界最大谜题之一。自1986年开始，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形态各异，且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关于三星堆甚至一度出现“外星文化”的臆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施劲松：三星堆出土文物非常奇特，但不是那么奇怪，更不可能是外星文明。有人之所以这么说，可能有一个预设前提，那就是认为古代文明都是已知的、单一的。但事实上，古代文明是丰富多彩的，而且有很多文明仍处于探索之中，探索过程是长期的。我们不能因为一种文明是陌生、未知的，就认为它是外星文明。
三星堆文明有其自身产生、发展的谱系。具体来说，它是从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发展而来，期间吸收了其他区域文化的一些因素，往后发展为金沙文化。接续金沙文化，就是我们熟知的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再往后是秦汉文明。所以三星堆文明是有来龙去脉的、有自身的谱系，而且与其他文化还存在着交流，所以完全不是“外星文化”。
为什么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也许人们对科学、对考古学抱有一种希望，认为考古学能够解答所有的问题。但事实上，不管是考古学还是科学，都总会面对着新的不确定性，所以研究和探索是长期的。
中新社记者：此次三星堆考古的亮点之一是将实验室搬到考古现场，实现考古出土文物与文物保护无缝对接。这次在文物发掘和保护上，运用了哪些新技术和新手段？
施劲松：我们到发掘现场，一眼可见现场设置了大棚，大棚里面设置了发掘舱，舱里有多功能发掘系统。在发掘过程中采用了很多分析检测手段，探方边还建立了实验室，配备了分析检测和应急设备。这些技术和手段主要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取信息，包括现场考古信息和各种影像资料等。所以此次发掘的一大特点，就是在技术上非常完备。
除此以外还有多学科合作。现场有30多家团队参与发掘，包括文物保护。不同团队可以就不同的发掘理念、经验进行交流，这也是这次发掘的特点。
除了技术上的创新，更重要的还在于这是一次研究性发掘。从2019年底发现3号坑后，接连发现了6座坑，当时并没有急于进行发掘，而是进行了周密论证，制定了计划，在充分论证后才有序展开发掘。
我个人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现今距1号坑、2号坑发掘已经35年了，这次是带着30多年积累的认识和问题进行发掘，这是与1986年发掘最大的区别。我希望通过这次发掘能够探索一种研究性发掘的新模式。
中新社记者：铜纵目面具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等特征让不少人觉得困惑，认为这些青铜人形象不像中国人，反倒有些像欧美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施劲松：三星堆发现的这些人像都是艺术品，有一部分比较写实，包括有不同的发式，但这部分人像，也有形态或神态上的夸张。还有一部分人像、面具带有神话色彩，包括铜纵目人像、人面鸟身人像等。这一类人物形象反映的是一些原始宗教信仰，比如太阳崇拜，表现的并不是真人。
从全世界来看，古今中外有很多夸张、抽象的人物形象，这是常见的艺术手法。尤其是一些早期作品表现的是神话思维，不是真人。从古埃及的人面狮身像，到南太平洋复活节岛上的巨大石人像，都是这样的作品。
我们不能根据这些艺术作品来对应现实中的人，更不能以此推断他们的人种。我认为这既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也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
中新社记者：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金面具也引人遐想。在您看来，它和世界上其他国家诸如埃及、希腊出土的金面具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
施劲松：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三星堆1号坑、2号坑发掘之后，就有学者关注到这个问题。三星堆器物坑出土金面具、金杖、青铜人像、神树等，这类遗物在埃及、西亚确实也都有，具有某种相似性。但在没有开展全面研究之前，我们很难断定它们有什么联系，对此并没有证据链。
也可能这些相似性说明，世界各地有一些共同的文化现象，甚至有共同的观念或者宗教信仰。这值得就各区域的不同的古代文明进行对比研究。
中新社记者：学术界普遍认为，三星堆遗址发掘的最大价值是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您认为三星堆考古发掘，可以从哪些角度证明这一观点？
施劲松：我个人认为，在成都平原最早是新石器时代的宝墩文化，青铜时代文化的代表是三星堆–金沙文化，之后才是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最后是秦汉文明。
三星堆–金沙文化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如果归纳其最重要的特征，可以说最突出的是王权和神权并存，太阳崇拜可能占据主导地位。当时的社会上层控制贵重的资源、重要的生产技术和手工产品，利用全社会的贵重物进行宗教祭祀活动，而不是用来表达个人等级身份。这些特征和同时期的商周文明是完全不一样的。从这些特征看，当时的成都平原已经形成了早期的国家，也只有早期国家才需要特殊的青铜制品等贵重器物。
三星堆–金沙文化发展到东周时期后，成都平原可能更多受到长江中游的楚文化、中原文化的影响，文化和社会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再往后，随着秦汉王朝统一，成都平原的区域性文化融入到统一的秦汉文明之中。
这样一个过程，就从一个区域的角度反映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
中新社记者：三星堆6座祭祀坑新出土了500多件文物，但依然有很多谜题未得到科学解答。未来考古工作中，三星堆遗址研究还可以从哪些方面继续开展工作？
施劲松：过去30多年，围绕1号坑、2号坑的年代、性质、成因、出土遗物的功能、含义等进行了非常全面的探讨，形成了丰富的解释的理论体系，研究还进一步扩展到当时的文化、社会、宗教信仰、文化交流等方面。我们现在说的祭祀坑只是一种观点，还有观点认为它不是祭祀坑，各种观点并存。这一次新发现，首先会对过去研究形成的认识进行检验，这是第一层意义。
第二层意义在于，新发现会推动对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很多具体问题的研究。比如关于器物坑的年代，这次发掘了6个坑，已经有了第一批碳14年代数据。其中，4号坑的年代测定为(距今)3200年至3000年。如果对6个坑的年代有了明确认识，就为下一步探讨器物坑的性质奠定了基础，进而可以探讨三星堆台地这个区域的性质、三星堆城址里面各种遗迹的关联、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三星堆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交往等，我们的认识一定会推进。
第三层意义在于，新发现一定会带来新问题，新问题会带动我们进行新的研究，三星堆文化研究由此会进入一个新阶段。
除此之外，考古学的最终目的还是要通过考古材料建构历史，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今后会围绕这个目标做长期努力。
中新社记者：前段时间，报考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钟芳蓉同学一度引起社会关注，被称为“考古女孩”。这一现象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考古一直以来话题“热”，但专业“冷”的问题。考古事业如何才能后继有人？考古又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施劲松：任何一门学科、任何一个专业都会有人感兴趣和热爱。我认为考古学家应该向社会、向公众传达关于考古学的知识，尤其是要面向年轻人，让他们了解什么是考古学。这样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投身到考古专业中来。
现在考古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融合了多学科。我们的发掘、研究都是多学科合作。未来的考古学需要有多种学科背景的人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背景，也包括自然科学的背景。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关于盗墓题材的影视作品吸引公众兴趣。一方面，有观点认为这一题材激起了公众对考古的兴趣，但也有观点认为这是在曲解考古。您对此怎么看？
施劲松：盗墓在我们国家是违法犯罪的行为。盗墓的小说或者以此作为题材的一些作品，虽然没有对文化遗产构成直接的破坏，但是我认为传达的信息是负面的、不道德的。
其实这一类作品不只中国有，在国外也有，最著名的就是好莱坞的系列影片《夺宝奇兵》。影片表达的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的考古学，而是寻宝、是冒险、是破坏。
实际上，在我们国家也有一些严肃的、科学的考古学科普作品。比如四川大学的童恩正教授，创作了很多科幻小说、历史小说，还有考古学的科普读物。除此之外，童先生创作了一批考古小说。其中最有名的叫《古峡迷雾》，当初也吸引了一些年轻人阅读，(这些年轻人)最后从事了考古学研究。这一类考古小说，是以考古发现作为背景，融合了科学和艺术，把科学精神和合理想象交织在一起，用讲故事的方式告诉大家，考古学家想知道什么、考古学能做什么、考古学不能做什么。这是很好的科普类读物，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像这样的作品。
中新社记者：今年是中国考古百年，回望中国考古百年走过的历程，您最有感触的是什么？今后中国考古事业如何继续向前？
施劲松：在过去的100年当中，中国考古学无论是从学科的创立发展，还是用考古学揭示文化、建构历史，我们都做出了骄人的成绩，中国考古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们每一年有大量的考古新发现，这些新发现不断更新我们的认知。尤其是在当今，(考古学)融合了多学科开展研究，所以我们获得的考古信息是以一种难以估量的速度在增长。这些新发现不断拓展研究的领域，带来新理念，扩展我们的视角。可以说在过去的100年当中，考古学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发展最快的一门科学之一。我们对考古学也有了更深的认识，考古学面对的、研究的是历史，但我们研究历史，终究是为了理解当今、面向未来。
正因为100年来做出的努力，中华文明也以一种科学的面貌，进入到世界古代文明的谱系当中。
考古学未来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也有许多方面需要继续加强。比如，首先是多学科的融合发展。考古学的诞生就是受到了多学科发展的推动和影响。在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当中，考古学不断吸收同时期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也使考古学出现了革命性的成就和重大的转折。在未来，中国考古学也需要进一步吸收多学科的理念、方法和成果。
第二，今后考古学还要加强理论建设。因为考古资料都是零散的、片段的，在资料和历史之间，我们需要桥梁，桥梁就是考古学理论。考古学理论是从考古材料当中归纳、提炼出来的一种具有解释力的思维框架。有了考古学的理论，我们才能更好、更深入地认识考古材料，才能对历史有一个更全面的看法。
第三，要展开不同文明的比较研究。要把中华文明放到世界古代文明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对中华文明的特质、对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道路才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中新社记者：在您和国际考古同行交流的过程中，您认为近年来外国同行最感兴趣的是中国考古的哪些方面？中国考古的国际合作对于推进东西方文明交流有何意义？
施劲松：大家的兴趣和关注点是因人而异的。据我了解，有一些国外的考古学家，他们可能更关心中国有些什么新的考古发现。也有一些考古学家，他们关心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取得的认识。比如对于中华文明起源，我们的研究有什么新的进展。更多的同行，关心中国的考古学家是怎么通过考古材料得出认知。
还有一些考古学家，对古代社会多样的生活样态更为关注。比如，外国考古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到殷墟、到二里头、到西安兵马俑参观之后，不止一个人问我，看了这么多宫殿、陵墓，平民的居址、墓葬在哪里，它们是怎么样的。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对古代不同的生活样态都给予关注。当然我也认为，更多的国外考古学家对中国的考古学，其实是缺乏了解的。
关于开展文明比较的意义，第一是，中国古代的文明不是孤立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的文明都不是孤立的，对外都有交流联系。这种沟通、联系、交流塑造了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世界文明。所以研究中国的文明就需要关注和我们有关联的地区的考古材料，只有这样才能更好认识我们自身的文化。
第二，对任何一种文明，要深入认识其特点都要通过比较。比如，在文字和金属器出现之前的5000多年前就产生了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模式、5000年文明不中断等，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点。我们对这些重要特点的认识和确定，都是通过比较才能得出来。
第三，中国考古学也需要和其他国家进行学术交流，需要开展不同国家间的国际合作。考古发现、考古材料是有地域性的，考古研究工作也是有地域性的。但是就考古学这门科学而言，是可以突破地域性的，考古学研究最终指向的是全人类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未来。
中新社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很多年前就开始研究三星堆，能否谈谈三星堆研究对于您职业生涯的意义？
施劲松：我研究的主要领域，是长江流域青铜时代的文化和社会。四川盆地或者成都平原是一个重要地区，其中三星堆又是特别重要的遗址，所以在这方面投入了比较多的精力。这个领域的研究，对我的学术研究也有比较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带给我一个长期思考的问题，就是怎么用考古学的方法、用考古学的材料去建构一个区域连贯的历史。
第二，带给我一个新的视角，就是看待不同区域的文明，是用区域与区域的视角，这也让我重新思考“中原”和“周边”等概念或者视角。
第三，因为三星堆没有发现文字，所以这方面的研究也促使我思考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实物和文字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实物材料更为本原。(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