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汉学家|日本汉学家内田庆市:为什么不能说汉语是低级语言?

时间:2023-09-02 11:20:53来源: 意大利侨网


       中新社北京9月1日电 题:为什么不能说汉语是低级语言?

  ——专访日本关西大学荣誉教授内田庆市

  作者 陶思远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汉语以其多元的语言特性与鲜活的生命力,折射出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在汉学家眼中,汉语到底是一门怎样的语言?相较于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更加广泛的英语,汉语有何独特性?中西方语言数百年的互动交流史,对今天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从事汉语研究与教学40余载的日本关西大学荣誉教授内田庆市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解析中西方语言的不同特征,阐释汉语与英语在交流碰撞中对彼此带来的影响。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此前网络上曾流传一种论调,称汉语是低级语言,因为它不是进制语言,没有基本符号,符号间不能排序,不能排序的语言就不能很好地表达从低到高、从小到大等不同程度的问题。而英语像数字一样,是进制语言,有无限扩充的能力……你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内田庆市:语言本身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任何语言都会承受正反两面的评价。但海外多数学者对汉语的评价很高。古代汉语“简洁”的特性令人难忘,一两个字就可以表达世间万物。古代汉语以“单音词”居多,现代汉语则开始偏重使用双音节词。古汉语中只有“国”,但现在“国”字很多时候不再单独使用,而是用“国家”等,双音节显得具象,这是现代汉语的风格,但古代汉语的“简洁性”是非常突出的特点。

  汉语的另一个优势是词性非常灵活,动词有时候可以变成名词。比如“王”,一般时候是名词,但有的时候也可以作为动词。


市民在位于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内参观西周早期著名青铜礼器——何尊,何尊内底铭文里包含了“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侯宇 摄
 

  中新社记者:16世纪以后,西洋人的汉语研究就跟中国人的不一样。但语言学研究应从外部世界寻找参照物,以外围视角来补充现有研究。你认为西洋视角有何不同,他们是如何用自己的方法来研究汉语的?

  内田庆市:坦白说,中国人的汉语研究“有些受限”,因为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汉语研究”在中国不是一个系统性学科。中国古代小学在教授语言时更偏重汉字的释读与用法,先秦时期又细分出了“训诂学”。但西方不是这样,他们很早就有语法学,并建有专门研究语言的学科。西方研究者有自己的理论系统来阐释汉语的具体特点、总结汉语的语法现象。相比之下,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来研究中国语法的著作是《马氏文通》,由清末学者马建忠编写,1898年才问世。

  在西方视角下研究汉语,很容易观察到汉语的比较学特性。比如量词的使用。英语里只有“a piece of”这样的表述,但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人会说一本书、一条河、一张桌子,他们觉得很奇怪,于是去研究汉语里的量词是怎么回事。

  此外,中西方的词性分类也不同,但近代以来双方语言频繁交流,现代汉语吸纳了西方语言的特点,也会总结出名词、动词、形容词,古代汉语中是没有这些词性的,只有“实词”和“虚词”两大类。

  但西方的汉语研究方法不是无懈可击的,用他们的理论框架研究汉语也会出现问题。汉语一般将介词放在动词前面,“我在公司工作”,但英文不是,介词“at”往往放在句子的最后部分,这样不同的语言习惯就会给学术研究带来难度。


《新华字典》汉英双语版内页。侯宇 摄
 

  中新社记者:这就牵扯出另一个问题——只有语言的研究是不够的,还需要考虑不同语言习惯形成的背景。近年来你专注于“文化交涉学”,是西学东渐过程中多种语言文化的碰撞融合令你产生了兴趣吗?

  内田庆市:一开始我的确只关注汉语言学的词汇语法以及近代汉语研究。但与欧美学者交流增多后,我发现语言习惯形成的背景与各地文化历史、思维方式息息相关,所以我开始关注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举个例子,“内”和“外”——“outside”与“inside”,用语言表达这一对反义词很简单。但具体到应用场景中,日语往往是“请在黄线内等候”,而现代汉语中往往是“请在黄线外等候”。这个不同其实很好解释,是两国人民在说话时是以“对方为主”还是“以自己为主”的区别,日本人讲的“黄线内”就是“以我为主”的语言视角,而这背后是思维方式的不同。

  更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人自古的方位观讲究“坐北朝南”,也就是说以后背的朝向——北,来判断左右方位,所以这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人“左右”的方位观。中国古代著名的《四神图》中的“左青龙、右白虎”和今天的方位观是反的,因为今天我们指的“左右”是以你身体前方朝向来判断的……

  文化交涉学就是一门以这样的视角来研究语言习惯的学科,学习语言要先建立在学习文化背景的基础上。但“文化”的概念也很广泛,比如历史观、美学观和思维方式,都包含其中。以前做语言研究是只专注语言本身,现在主张跨领域研究,比如从历史学家的视角来看语言的发展。


北京故宫博物院太和殿。侯宇 摄
 

  中新社记者:你从事汉语研究40余年,系统研究了中外语言交流史。在你看来,历史上的中外语言交流如何影响了现代汉语?

  内田庆市:数十年来,我一直专注于汉语从古至今的演变。特别是近代,中西方语言交往特别多。19世纪后,中国与西方传教士交流往来频繁,这期间汉语里出现了很多“译词”,包含丰富的新概念,非常有趣。比如,汉语里本没有“科学”(science)一词,直到晚清,知识分子才了解到这一西方概念,但也并未直接使用它。后来日本率先将“science”翻译成“科学”,梁启超等人才将这个词带回中国。“经济”也是如此。起初汉语的这个词不包含英文“economy”的含义,而是指“经世济民”。直到随着西学东渐,传教士将“economy”的概念带到中国和日本,日本人将这个词翻译成“经济”,后来汉语里的“经济”才有了今天被广为认同的含义。

  此外,早期汉语里的“文学”也不是英文“literature”的意思。《论语·先进》写道:“文学:子游、子夏”,这里的“文学”指以礼乐为主的古典之学……大量类似的新概念自19世纪以后进入到汉语中,对应产生了大量新词汇,也助推了汉语发展的现代化进程。


2022年,太原文庙纪念孔子诞辰2573周年。韦亮 摄
 

  中新社记者:谈到历史,过去数百年间西方传教士陆续抵达中国,为近现代汉语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此同时汉语也在西传,近现代汉语是否也为西方语言发展带去了中国元素?

  内田庆市:晚清时,中国已有了很多英语课本,但内容多有奇怪之处。例如:“我不能进去”被译为“I no can in the city”。从今天的语法视角看,这有些不可思议。最具代表性的是汉语“好久不见”,被逐字译为“Long time no see”,虽然这并不符合英语表述规范,但很多中国人直到今天还在这样说。19世纪上海开埠后,中外通商,贸易往来密切,百业俱兴,“洋泾浜英语”(英文pidgin,最初被音译为“别有琴英语”或“别琴英语”)由此诞生。它指的就是中外商人在洋泾浜做生意时,中国买办、商人不太懂英语语法,而是按照汉语逻辑直接转化成英语的表达。那时候,中国人就说“Long time no see”,欧美人也听懂了,后来就延用了下来。

  1873年,《申报》还曾发表诗文形容“洋泾浜英语”:“生意原来别有琴,洋场通事尽知音。不须另学英人字,的里温多值万金。”(的里、温、多即there、one和two)。这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外贸易在上海发展的盛景,也是东西方语言文化融合最好的例证。这是一段有趣的历史,但显然,对今天依旧影响深远。

  此外,现在欧美很多国家的人,尤其是意大利人常说“Chin、Chin”,其实就是从汉语的“请、请”来的,他们读不出“Qing”中的“Q”这个音,所以就成了“Chin”。干杯的时候、客气的时候,都会说“Chin、Chin”。这样的例子很多,都是中西方语言产生交流以来,汉语给西方语言和社会带来影响的具体体现。

 

·受访者简介·


李国庆 摄

  内田庆市,日本汉学家,文学博士,文化交涉学博士,曾任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关西大学图书馆馆长。兼任日本中国近世语学会会长、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近代东西语言文化交涉史研究,主要著述有《华英通语-解题与影印》《文化交涉学与语言接触-汉语语言学的周边方法论》《近代东西语言文化接触的研究》等三十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