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张元林：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典范敦煌，对当今有何启示？

        中新社兰州9月1日电 题：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典范敦煌，对当今有何启示？

　　——专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元林

　　中新社记者 冯志军

　　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枢纽城市和商贸文化重镇，史称“华戎所交一大都会”，世界四大文明和三大宗教在这里相会，成为中外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亦成为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典范。

　　海纳百川的敦煌文化如何形成？对中西方交流互鉴有何作用？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张元林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深度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自从西汉丝绸之路开通以来，往来客商使敦煌辉煌了千余年。来自东西方的不同民族、宗教等如何持续在此交流交往？

　　张元林：无论是从敦煌壁画和文献，还是敦煌出土的文物遗存，可知这一地区曾长期生活着多民族，并有多种文字并用的现象，各种东西方文化元素和踪迹交融呈现的和谐画面比比皆是。这反映了不同民族和宗教在敦煌和睦相处的历史事实，也是今天研究多种文明交流交汇的重要材料。

　　公元前2世纪，随着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东西方之间商贸文化活动日益频繁。从公元4世纪开始，以善于经商的粟特人为代表的西域胡商逐渐进入中原，在促进东西方经济贸易交流的同时，也带来了宗教、文化、语言、艺术等方面的交融互动。在汉晋以来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上诞生的敦煌文化中，胡风元素也一直融合其中。

胡商遇盗——敦煌莫高窟第45窟(盛唐) 。敦煌研究院供图
 

　　长年往返跋涉于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僧侣、使节、商人，面对难以预知的漫长旅途，均渴望得到宗教神灵的庇佑。于是，敦煌的宗教和民间信仰亦呈现多元化倾向，如祆教、佛教、道教、景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在丝绸之路沿线流行过的主要宗教，在敦煌基本都有迹可循。

　　敦煌石窟中，除汉族人形象以外，还有吐蕃人、西夏人、回鹘人等少数民族，乃至中亚、西亚地区民族的形象。敦煌研究院保存的一件元代的六字真言碑，镌刻有汉文、梵文、藏文、西夏文、回鹘文、蒙古文等多种文字。

　　由此可见，敦煌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主导的多元开放文化，并融入了丝绸之路沿线多个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开放、多元、包容的特征。

敦煌研究院藏六字真言碑——西宁王速来蛮立元至正八年(1348年)。碑上镌刻有汉文、梵文、藏文、西夏文、回鹘文、蒙古文等多种文字。敦煌研究院供图
 

　　中新社记者：敦煌长期作为古代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门户。在众多文明交流交往中，不同文化和宗教如何实现和睦相处？这一过程如何充实丰富中华文化？

　　张元林：陆上丝绸之路畅通的一千五六百年间，敦煌是连接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节点。敦煌石窟的形成，同样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以中原文化为基础，大胆吸收印度、中亚、西域佛教艺术思想内容，进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敦煌文化和敦煌石窟艺术，并在不断接受来自中原的传统文化和佛教发展新成果的滋养中渐至兴盛，其影响又沿着丝绸之路传至周边。

张骞出使西域图——莫高窟第323窟(初唐)。敦煌研究院供图
 

　　为什么在多元文明和信仰交织的敦煌，没有出现民族宗教等纷争和冲突？这也正是中华文化几千年绵延传承且生生不息的密码——敦煌是扼控古代中西交通的咽喉要道，但它并不是一个封闭保守的关隘，而是保障东西方人文商贸畅通的门户。

　　自西汉设立敦煌郡始，当地居民一直是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构成。其间也历经过如吐蕃、西夏、甘州回鹘等多个少数民族政权交替管控。长时间一起生产生活的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不仅未因文化差异而“相互伤害”，反而“取长补短”、和谐共生，甚至还出现了“同窟礼佛”的罕见现象。这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的一个缩影。

　　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赓续至今，就是在坚定传承自己文化传统的同时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结果。敦煌文化的形成与兴盛，也是这种文化胸怀的体现。中华文化对外来文明，向来不会表现得那么保守和排斥。各个外来少数民族也会对不同的文化和信仰持以足够理解与包容，这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反弹琵琶舞蹈——莫高窟第112窟(中唐)。敦煌研究院供图

　　中新社记者：自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然而在敦煌学发展中，为何中外关系史研究未能引起足够关注？如何破解这种困境与不足？

　　张元林：敦煌藏经洞保存了公元4至10世纪的写本刺绣、绢画、法器等各类文物约6万余件，包括宗教典籍、经史子集、官私文书、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等，涉及古代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学、语言、民俗、音乐、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可谓是“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藏经洞发现120多年来，在全世界敦煌学者苦心孤诣、深入研究下，使流失各地的藏经洞文物逐步被整理、刊布、出版，基本揭示了藏经洞文物有什么、是什么及其珍贵价值，逐渐形成“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研究局面。在敦煌学百余年研究成果中，对中外关系也有所反映。

敦煌博物馆藏六祖坛经——敦煌藏经洞出土(唐)。敦煌研究院供图

　　基于敦煌资料开展中外关系史研究极其重要，目前此方面仍有拓展提升的空间。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更重视利用中国传统史籍，而在敦煌文献的利用方面相对薄弱，这也是因为能够供给学者研究的资料还不够充分。同时，在学科建设层面，也没有把利用敦煌材料来研究中外关系提到应有高度。

　　目前，敦煌研究院正在进行“敦煌与中外关系史料整理研究”的国家重大项目，将从学科设置上引导和加强对于敦煌材料的系统整理，推动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2014年5月，张元林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法国藏敦煌文献。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敦煌两千多年来积累的东西方交流互鉴经验，当今有何借鉴和启示意义？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将发挥什么作用？

　　张元林：敦煌文化中蕴藏了中华民族灿烂丰富的文化内涵，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平等”“包容”等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以及丝绸之路上“互利共赢”和“多元交融”的历史和文化胸怀。这蕴含了中国多民族融合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世界上留存下的很多文化奇迹，不少都遭到破坏，起因多是宗教冲突、种族矛盾等。但持续营建千年的莫高窟，基本没有遭受到严重的人为破坏。这说明敦煌的历史进程总体上是包容和睦的，不同的语言、文化、文字等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形成过程，对于今人也将具有“润物细无声”式的影响。

莫高窟第285窟内景(西魏)。敦煌研究院供图
 

　　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今天，多元共存、兼容并蓄、互利共赢、尊重差异、理解包容等敦煌文化内涵，对于中外关系的发展，仍有指导性的借鉴意义。其承载的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等“历史共鸣”，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各方都能听懂的语言。

　　受访者简介：

张元林考察敦煌莫高窟窟区。受访者供图

　　张元林，历史学博士，研究馆员。现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民进甘肃省委会副主委，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图像学、敦煌艺术与丝绸之路艺术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