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包产到户”到“温州模式” 瓯越土地释放全新活力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温州一度是改革的先行区，而温州的改革，又在农村发端。而谈及改革，就不得不提1956年永嘉燎原社“包产到户”的探索。“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称，永嘉是中国“包产到户”的先驱。如今，以“包产到户”为核心内容的家庭承包经营激活了我国广大农村土地无限的活力。

　　60多年来，温州从“包产到户”源起，在瓯越大地呈现星火燎原的态势。人和土地的依附关系，促成系列改革探索：土地确权、三权分置、盘活土地资产……乡土上铺开的乡村振兴画卷，契合时代呼应，在温州耕耘的中国“试验田”，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看先行先试

　　“包产到户”激活生产热情

　　上千年来，中国农民依附土地生存，如何以更佳的方式，从土地上获取生活所需，是人类和土地长期存在的命题。

　　时间追溯到1956年，中国农村正处在合作化运动高潮。这年5月，当时归属永嘉县三溪区雄溪乡的任桥、凰桥、曹埭三个村(今属瓯海区)的农户，办起一个农业高级社“燎原社”。永嘉县委派干部戴洁天任队长，蹲点“燎原片”，指导农村工作。

　　“高级化后，我们的领导水平、管理能力，还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以致劳动质量下降，劳力浪费，大大挫伤社员集体生产热情，消极怠工。混分思想严重，影响了按劳取酬分配原则的体现。”戴洁天表示，县委让他到燎原试点，就是要破解这一难题。

　　结合燎原实际，在县委书记李桂茂、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的支持下，最终，试点提出了“定额到丘、责任到人(户)、三包到队、统一经营”的社员生产责任制，后简称为“包产到户”，该办法在县委常委会上顺利通过。

　　燎原社的5482亩水田和130亩园地的田间作业工种、工分、产量分部落实到788户、8919个底分的劳动者身上，做到土地丘丘有主(主管)、产量人人有责。此外，对集体副业也按行业制订包干定额。

　　该做法很快形成“燎原”之势，1956年9月17日，李桂茂召开全县合作社社长千人大会，在全县不同类型地区推广实行“包产到户”试验。到1957年，温州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合作社有1000多个。“包产到户”大大激活了社员的生产热情，1957年4月，实行“包产到户”后的第一个丰收季节到来，燎原社85%的农户都增加了收入，单季春粮增产40%。

　　先行先试难免碰禁区，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议也伴随而来。“包产到户”的实践，持续了10个月，因遭到批判而夭折。

　　与其做法类似的是，20多年之后的1978年，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2019年8月31日《人民论坛网》上刊发的《浙江70年发展的重要启示》中说：“虽然永嘉的‘包产到户’很快遭受摧残而夭折，但它的实践和理论，对中国农业集体经济模式的探索和形成，以至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看改革深化

　　精神传承推动“温州模式”

　　“燎原‘包产到户’虽然夭折，但符合群众的诉求和生产实际。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温州农民并没有在声势浩大的‘纠包’中退却，只是从公开走向了地下。”戴洁天坦言。

　　温州偏居一隅，人多地少，穷困潦倒。“暗包”之后，劳动力相继从土地中被释放出来，纷纷外出谋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150万温州人转向非农生产，成为活跃商品经济、催生温州模式的主力军。

　　在永嘉县桥头镇，外出的村民在一家纽扣厂的废品堆里发现致富经，由此促成中国最早的农村专业市场。1983年底，温州农村形成十大专业市场(产销基地)，而整个温州则形成家庭工业、专业市场和号称“十万大军”供销员的“三位一体”结构。

　　“‘温州模式’正是源起‘包产到户’，根在‘包产到户’。”戴洁天认为，由于“包产到户”早，温州一早百早，赢得了改革开放起步的大好时机。这中间，贯穿着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拼搏和勇气。

　　改革精神在一脉相承，在温州的土地上，此后从民间自发转包接包，到提出三权分离理论，乐清等地率先探索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继续探索承包地产权制度改革。

　　正是秉持着这种精神，温州农村改革如火如荼，并成就了和农村息息相关的诸多全国第一：第一座农民城、第一批农村专业市场、第一个私人跨国农业公司(美国康龙集团公司)、第一个农村合作“三位一体”建设试点县(瑞安)……

　　2011年底，温州再次获批成为新一轮“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具体承担“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验项目。以“确权、赋权、活权”为主线，加快实现“产权到人(户)、权随人(户)走”。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机制创新，基本构建了从农地到集体资产完整性、清晰化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体系和产权价值实现体系。

　　看乡村振兴

　　瓯越土地释放全新活力

　　历史照进现实，传统农业在加速向高效农业转变。没有天时地利、土地资源匮乏的温州，为何能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尤其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试验田？

　　在市农办秘书处处长徐炯看来，这主要得益于温州党委政府充分尊重了农民的首创精神，并加以提炼推广。过去，农村承包地由统到分的改革，是生产发展的必然。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农村土地从分到合的文章，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要义所在，更是农业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内在需求。

　　在瑞安梅屿，8000多亩蔬菜基地的年产值超1亿元，年均3.8万吨的蔬菜产量，约6成供应温州本地市场，是温州的“菜园子”。通过几十年的不懈探索，全市土地规模流转达到100多万亩，流转率超过60%。为规模农业经营创造了良好的空间。

　　盘活土地以及农村土地资产，温州还有更为大胆的尝试。瓯海农商银行推出了“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模式，农户以自有的动产、不动产及其他经济权益作为担保物，采取书面承诺方式申请贷款，其“承诺贷款”方式是对现行“非抵押不贷、非担保不放”贷款模式的创新性突破。

　　不仅如此，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自上而下的布局和谋划，温州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六千六万”行动纲领，涵盖乡村产业发展、环境保护、乡村治理、农民增收等方面，而原本弃农经商的温州人，也在重新回归土地。

　　回乡创业之前，文成县百丈漈镇湖底村村委会主任邱汉春是个五谷不分的生意人，如今，他是温州农民学院首届农业发展领军人物研修班学员，相当于研究生学历。他投资3000多万元，建立文成县高山蔬菜主导产业示范园，成为我市首批智慧农业的实践者。

　　回归吾乡吾土，在全市5000多个乡村中，乡贤们参与家乡振兴事业，一同谱写瓯越乡土芬芳。（来源：温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