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干净了,社会肮脏了

时间:2018-08-22 21:51:03来源: 意大利侨网

     文:章建民

    最近以来,细心的人们发现,中国大陆的媒体一个现象让人感觉特别爽,哪就是许多主流媒体,甚至党报、党刊的批评报道,或者负面报道多起来了,有的报道甚至大张旗鼓地登上了党报的头版。虽然这些批评报道大都是一些路难走,车难行,物业管理不作为,环境污染扰民,批评虽然大都是集中在一些事关民生的小事上,甚至有人说是鸡毛蒜皮的事,但终究是久违了的批评报道,让人耳目一新,这样的局面,应该说,是人们希望看到的,更是让许多民众拍手叫好。

    批评报道的增加,就社会进步而言,应该是一个好消息,通过公众舆论的监督,促成事情尽快解决。这几年来,对于媒体批评报道和负面报道,到底要不要刊发?如何刊发?批评报道到底是给党委政府帮忙还是添乱?说法不一,尺度难以掌控。民众有需求,媒体却为难。于是乎,近来微信有一句有关舆论监督话很流行,“报纸干净了,社会肮脏了”。此言虽然绝对,但是现实确实无法回避。为什么在表面到处莺歌燕舞下,人们却对现实越来反感,甚至坊间中弥漫的怨气和戾气让人感觉压抑,甚至不寒而栗。一篇小小负面报道,总会唤起人们的强烈共鸣,长春长生疫苗事件,江西抢棺材事件,其引发全社会公愤恐怕让许多人吃惊,报道点击率都超过亿。而与之显明对比的是许多赞歌报道却点击率几乎很难过千。

    不久前,山东高层主要领导主动要求省级新闻单位要加大舆论监督力度,要求媒体要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不闻不问,不担当不作为甚至违法乱纪的行为坚决予以曝光。很多人怀疑山东官方“求媒体加大舆论监督力度”的诚意,说实话,我倒不怀疑,而觉得这是一种清醒的认知,很多地方已经渐渐品尝到了舆论监督凋零的苦果和恶果。想到几年前类似的“求舆论监督”,四川纪委书记王雁飞跟当地媒体座谈时坦言:“主旋律不是说只大唱赞歌,批评报道有利于我们改进,批评报道同样是主旋律。”他说:自己在四川工作了四个月,还没有读到有关的批评报道,感觉媒体的思想还不够开放。

    相信这些“求舆论监督”的态度都不是装出来媚众的公关之术,而是真正看到了舆论监督缺失带来的种种苦果,背后是对种种问题的忧患和危机意识。毫不夸张地说,舆论监督就是一个社会的疫苗,媒体通过批评报道给社会种牛痘,在暴露问题中给社会排毒,在释放压力中完成“减压阀”功能,在客观报道中给国人一面正确看待自我和他者的镜子,避免自上而下的认知失调。舆论监督的调零和缺失,带来了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目前自媒体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官方缺少不是如何去控制负面新闻,而是如何让负面来应验、指导、引导、纠偏政策、策略、工作的得失。不少地方官员都跟我聊过同一个话题,他们觉得越来越怕舆情,因为现在很多舆情越来越“无规律化”,一篇自媒体报道就能点燃一个爆炸式的舆情,一间之间形成病毒式的传播,迅速发酵,迅速升级,迅速敏感化,迅速不可控,官方既有回应系统根本来不及启动,舆情好像就决堤了。不是不想“及时回应”,根本就来不及啊。黄金24小时,黄金12小时,黄金8小时,黄金4小时,纸上谈兵,根本没有用。此次疫苗舆情就是如此,一夜之间,像决堤的洪水一样蔓延成一片焦虑的汪洋。江西的抢棺材事件同样如此。一篇抢棺材小文章,为什么会引发一场舆论灾难,就是因为现在人们对地方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浮夸风早就恨之入骨,搞一刀切,搞一个口径,搞一言堂,如此下去怎么了得。因此,共鸣背景下,自然成为亿人传播的新闻。

    为什么人们对于“报纸干净了,社会就脏了”这个话题如此关注,就是因为现实社会人们看到的与主流媒体宣扬大大相径庭,人们普通缺少一个发泄的通道,因此,思维就是如果报纸上脏,社会到反而让人放心。让公众知道的真相越多,人心就越有安全感,这就是舆论监督的最大意义。否则,平常看起来“岁月静好”,突然在食品或药品安全上曝出一个大新闻,对公众的冲击将是爆炸式的。人们会怀疑平常的那些“好消息”是不是假的,即使问题并不严重,但缺乏舆论监督报道的日常铺垫,人们会把问题想象得严重得多。这种舆论黑箱下的一种心理补偿机制,也是信息不对称下本能的心理防卫,对“突发负面”的报复性反弹。

    如果日常的舆论监督顺畅,人们一方面会觉得“负面无法遮掩”,对信息透明有信心。另一方面,日常的监督报道提高了公众的心理期望,对问题会有一个稳定和理性的判断,更有利于官方工作的顺利开展,更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理解。

    公信力是引导力的前提,失去了公信力,说的话没人信,那媒体怎么去进行舆论引导呢?可能很多地方干部已经尝到了“媒体缺乏公信力”带来的恶果,出事后,通过本地媒体发通稿,借助地方媒体发声,可媒体说什么老百姓都不信,人们把媒体当成官方“附庸”。

    我曾经写过多篇有“塔西陀陷阱”的评论,说的是公众对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失去信任,无论官方说什么,公众都不信——即使说的是真相,公众也觉得是政府在“洗地”,辩解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老百姓成为“老不信”。其实,最怕的不是官方落入“塔西陀陷阱”,而是媒体也跟着一起掉进这个陷阱,媒体的报道也没人信了,人们觉得媒体跟官方“站一起”,那是最糟糕的。热点事件中,媒体应该能成为客观的第三方,用客观报道去还原真相,用事实和常识驱逐谣言,用理性驱散情绪,可当媒体因为失去舆论监督能力和批评功能,都是正面消息,都是点赞鼓掌叫好,跟政府绑得太紧,甚至完全成为地方传声筒,怎么能让公众相信“舆论引导”中所言是事实和真相呢?

    社会稳定不是不要批评,甚至尖锐的批评,只会让社会更加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府,一个地区,甚至一个乡镇,无论政府如何努力,无论政府如何服务于民众,民众有意见非常正常,这样的意见通过媒体的渠道,通过公众舆论传递到各级政府,让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让官方民众都满意,我想批评报道是最好载体,这个载体如何运用,这就是一个执政的能力水平的具体体现,唐太宗李世明与谏议大夫和宰相魏正的故事就是最好佐证。唐太宗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至今仍然让许多执政者作为古训铭记在心,也正是唐太宗的开明,我善于倾听不同意见,才有了唐朝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