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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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国际金融领域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可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实质性冲击。
  上个月底,全球央行会议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达了下半年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展望。尽管其报告中表达了对美国通货膨胀是暂时性现象的看法,但这并没有缓解全球央行行长和市场人士担忧。
  “美国货币政策影响很广,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通过灵活的汇率调整,可以保证短期利率相对独立,但长期利率风险溢价会受到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当美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时,会导致资本流入和货币升值,甚至资产价格的泡沫。”9月15日在CMF宏观经济理论与思想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表示。
  对我国来说,国内货币政策受到一定影响,但是,我们有能力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在张斌看来,我国制造业的供给弹性很强,当全球经济需求在疫情后扩张时,我国出口随之超出预期,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美国宽松政策中受益。
  一个亮点是,由于我国一直实行有节制的货币政策,这为后续政策调整留下了空间。
  不过,张斌也表示,宏观审慎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遏制经济过热,遏制过高的杠杆率,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但是现在一个问题是,居民和企业不愿意消费、不愿意投资,不愿意加杠杆。“这就需要我们无论在货币政策方面还是宏观审慎政策方面都应该是对称的。降息、前瞻性指引政策、宏观审慎政策或许要做一些调整和考虑。当前,既要防过热防泡沫,也要防止过冷,防止债务上涨、通货紧缩和经济下行。”张斌表示。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有限
  美国的货币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货币政策框架建立起来之前,每个国家都对自己的通货膨胀负责。但是当全球统一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建立之后,美国负责发钱,但全球其他国家和美国一起负责控制通货膨胀,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美国通过创造多余的货币掠夺了其他国家货币发行的权利,会导致美国更加肆无忌惮的来保持它的经济失衡的状况。”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范志勇表示。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长聘副教授刘庆介绍,发展中国家非常关注资本流动的风险,包括汇率风险,所以,宏观审慎政策更加集中在对于外生性,外部风险冲击所导致的金融风险,更加集中在外汇、流动性和金融管制方面。而发达国家更多集中在金融机构间的风险,比如对于放贷人资格审查和监管。
  不过,对中国来说,由于坚持浮动汇率体制,防止热钱大进大出,因此,美国的货币政策对我国影响有限。
  在范志勇看来,浮动汇率不仅仅是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力保障,同时也是防止资本过度流入、过度流出非常重要的机制性保障。
  “汇率方面,目前情况下我们的汇率应该更加具有弹性,因为相对而言自由浮动的汇率可以帮助我们来吸收一些内外部的冲击,尤其是外部冲击,保证货币政策有一些独立性的空间。在当前情况下,如果美联储要收紧货币政策,如果我们的货币政策放松,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一个温和贬值,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没有必要一定要进行干预。”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表示。
  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动摇
  “在当前宏观形势下,短期的下行压力很大,在这个时候如果出于国内稳经济的考量,货币政策毫无疑问应该放松,前段时间有一次降准,我希望未来会有新的降准或者降息。”张明表示。
  当前,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依然是一大挑战,因此,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还是维持一个比较紧的平衡,但在张明看来,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同时还需要具有前瞻性和反周期性,比如正常情况下当经济压力下行比较大的时候,宏观审慎监管应该适当偏松。
  范志勇也表示,当货币政策如果不能只专注于通货膨胀,只关注CPI,它会为金融市场制造一个非常稳定的预期。如果CPI在合理范围内,实施紧缩货币政策的概率就会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为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上涨产生一个稳定预期,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助长了金融资产价格的上升。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上,如果考虑宏观审慎政策,它的有效性甚至比货币政策有效性更加复杂。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个共识是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应该有不同的目标和侧重点,货币政策更加侧重于保持币值稳定、物价稳定、就业,而宏观审慎政策更加侧重于维护金融稳定。”刘庆表示。
  在张明看来,我国防控系统性风险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要避免国内利率过快上行,中国目前的风险本质是债务的问题,如果债务的国内利率能够控制在较低水平,我国就会有很多腾挪空间包括展期。因此,保持适当资本管制是避免国内利率快速上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
  回归企业
  而在行业专家看来,货币政策应该更加回归企业。
  “国有银行和大银行,和国企、政府部门的关联更加紧密,风险厌恶程度比较高,所以更加倾向于向有软预算约束的国企和政府部门提供信贷供给;而中小银行由于资金成本较高,更加倾向向民营企业和风险较高的行业进行信贷分配的比例更高。这就可以发现,信贷流动性分配也存在一种结构性效应。在各国疫情期间,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刘庆表示。
  在刘庆看来,中国经济的特点在于银行间市场,银行间市场不同的银行和实体企业的关联存在着异质性。但当前,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问题之一,在于金融太强势。对此,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教授张杰呼吁,实体经济或企业要回归核心角色,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做好金融服务。
  “现在部分企业属于负债经营,高杠杆运行,风险太大。当期可利用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总不能寅吃卯粮向未来要资源,来推动当下的经济增长。所以,市场要回归有限竞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体现了这个理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们证明了,政府与市场是可以互补的,是可以达成均衡的。”张杰表示。(来源: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