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武斌:瘟疫如何影响人类文明史?

时间:2023-04-14 10:17:01来源: 意大利侨网


       中新社沈阳4月13日电 题:瘟疫如何影响人类文明史?

  ——专访北京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沈阳故宫博物院前院长武斌

  中新社记者 王景巍

  瘟疫,始终与人类文明相伴而生。与瘟疫共生共存,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真实历史。瘟疫如何产生?为何说瘟疫是一种“文明病”?历史上人类如何应对瘟疫?它又给人类文明带来哪些影响与启示?

  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沈阳故宫博物院前院长武斌,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就此作出深入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瘟疫如何产生?为何说人类文明史是一部疫病的历史?

  武斌:瘟疫的产生和蔓延,很多情况下都与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有关,与一定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关。

  一般而言,瘟疫是传染病,但并非所有的传染病都被称为瘟疫。被称为瘟疫的传染病主要有四大特点:一是暴发突然;二是传播广泛;三是致死率高;四是恐怖性强。

  人类历史上,瘟疫时常出现。中国古代文献中,几乎每隔三五年就有瘟疫的记载。有小规模、局部地区的,也有大规模、蔓延全国的,文献上叫“大疫”。在3000年左右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这样的“大疫”共发生了几十次。

  瘟疫是“聚集性”疾病,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口聚集,以作为其流行泛滥的基本条件。人口越密集,瘟疫传播越快,病毒病菌得以一代代存活。这也说明了为何越到历史的晚近时代,瘟疫出现得越频繁,造成的危害也越大。

  在原始社会,即使曾有瘟疫出现,也已是原始时代的晚期,人类开始从狩猎阶段进入农业社会,离文明社会的门槛不远,已具备瘟疫传播所必备的人口密度条件。

  步入农业社会,人口进一步集中,并在此后的几千年里形成了更大规模、更加稠密的人口聚集。与狩猎生活方式相比,农业社会的人口密集程度在10倍甚至100倍以上。而与农业生活方式相比,城市的人口密度更是上百倍地增加。

  瘟疫产生的另一个条件是人口的流动和迁徙。人类跨地区迁徙,灌溉农业的出现,城市的兴起,商队、商船活动,以及战争、朝圣等行为,都促使瘟疫从一个疾病圈向另一个疾病圈传播。而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某地发生的一场瘟疫更可能迅速超出国界范围,成为全人类的灾难。

  近代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曾把瘟疫范围扩大至全球。欧洲殖民主义者进入美洲大陆,带去的天花等致命微生物导致空前的印第安人灭绝;被称作“史上最致命瘟疫”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缘起于美国士兵。可以说,瘟疫是一种“文明病”,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发展变化”。

  中新社记者:瘟疫对人类社会影响几何?为何说瘟疫深刻参与和影响了人类文明进程?

  武斌:瑞典病理学家福克·汉斯肯说过,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疾病或瘟疫大流行,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来,并对人类文明产生深刻和全面的影响,它往往比战争、革命、暴动来得还要剧烈,因为它直接打击了文明的核心和所有生产力要素中最根本的部分——人类本身。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许多关键时刻,因瘟疫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如有历史学家认为,正是雅典的大瘟疫决定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形势,使雅典败在斯巴达手下,导致辉煌一时的古希腊文明衰落,进而结束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古希腊文明阶段。

  对于古罗马的兴衰,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曾从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军事等多方面进行探讨,提出种种猜测和假说。虽然这个大帝国的衰亡绝非朝夕之事,也并非由某一因素造成,但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瘟疫。马可·奥勒留时期的大瘟疫,导致其去世后长达一个世纪的社会危机和动荡,为帝国走向衰落埋下伏笔。

  同样,在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极力恢复昔日罗马帝国的荣誉与疆土,也为此付出巨大努力。但在一系列天灾人祸的打击下,他的梦想仅止于梦想阶段。其中被诸多史学家公认为最具破坏性的事件,就是全面暴发于公元542年的大瘟疫——查士丁尼瘟疫。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分析,“战争、瘟疫和饥馑这三重灾祸同时降临在查士丁尼的臣民头上;人口数量明显地减少成了他统治时期一个极大的污点,这种人口减少的情况,在地球的某些最美好的地方至今也并未完全恢复。”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琼斯在其《晚期罗马帝国史》论及查士丁尼时代史的部分也指出:“可能这个时期对帝国影响最严重的灾难是鼠疫。”

  在近代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中,瘟疫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西班牙殖民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百人,就彻底征服了阿兹特克和印加两大帝国。不久,印第安人几乎陷入种族灭绝的境地。在殖民者带到新大陆的病菌面前,土著人不堪一击。

  这个事件之后,新大陆的土著人大批死亡,又造成了劳动人口极度短缺。殖民者便从非洲掠夺黑人奴隶贩卖到美洲大陆,因此有了17、18世纪的黑奴贸易。这种罪恶的贩卖黑奴制度一直持续了两个多世纪。而导致这一制度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瘟疫泛滥造成美洲土著人几近灭绝。

  中新社记者:您曾说过,“瘟疫对人类而言,是一场灾难。但是因为经历了这场灾难,会促使仍然活着的人有一些思考和探索。”瘟疫带来哪些积极作用或启示?

  武斌:黑格尔曾说,“恶”也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客观上,瘟疫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首先,瘟疫是引发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14世纪的黑死病几乎夺去了欧洲四分之一人口,造成劳动力急剧减少,经济凋零,城市败落和土地荒芜。但它也带来社会财富特别是土地的重新分配,社会阶层结构随之发生显著变动和重组。

  由于疫后经济重建需要大量劳动力,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促使劳动者普遍要求增加工资收入。而封建贵族无法满足这种要求,反而采取限制和镇压劳动者措施,导致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激化,进而引发农民和城市劳动者的多次起义。这些起义,对欧洲中世纪末期的社会变革起了推动作用,拉开了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资本主义迈进的序幕。

  其次,大规模瘟疫的暴发流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的思想文化。在科学发展落后和人类知识欠缺的时代,人们对瘟疫的认识和防治方法有限,突然降临的灾难易造成普遍的心理恐慌。于是,各种超自然、神秘的预言和许诺给人以心理慰藉,从而使宗教迅速发展。例如“查士丁尼瘟疫”之后,基督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各地修道院获得大规模发展,基督教神学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

  同样是一场大瘟疫,14世纪黑死病的肆虐则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人的生命价值。人们的思想逐渐摆脱神学束缚,人文主义思想开始萌芽发展,揭开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序幕,并进一步摆脱基督教神权统治,向高扬人的理性的启蒙时代过渡。

  最后,瘟疫加速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19世纪初的霍乱,直接推动了欧洲乃至世界范围的公共卫生运动。今天人类社会的城市供排水系统、城市垃圾处理方式、住房卫生标准设计等,都由此开创。因此,霍乱被称为“伟大的卫生革新家”。

  瘟疫的流行,让人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它并没有摧毁人类社会。在每一次对抗瘟疫的阶段性胜利中,人类也抓住了文明发展的机会。

  最初,人们对瘟疫只有恐惧和无奈,只能靠祈祷寻求慰藉,祈求噩梦过去。此后,人们逐步认识到瘟疫的传染性,并开始采取隔离等科学有效的应对方法。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人类又发明了抗生素、疫苗等“武器”对抗瘟疫。

  人性是脆弱的,也是坚强的;是渺小的,也是伟大的;是怯懦的,也是勇敢的。在对抗瘟疫的战斗中,终归是勇敢战胜了怯懦,伟大遮蔽了渺小,因此才有了人性的光辉、文明的进步。

  人类与瘟疫的较量从未终止,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及新型传染病,人类与瘟疫的斗争还在继续。持久的战斗中,人类的力量和智慧不断提升,更重要的是,人类永远有为生存而战的巨大勇气。

  受访者简介

  武斌,历史文化学者、研究员,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长青学者、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特聘教授。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辽宁省文联副主席等。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已出版著作数十种,近年出版的主要有:《沈阳故宫四百年——一部叙事体的文化史记》《丝绸之路全史》《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新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中华文明养成记》《瘟疫与人类文明的进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