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程祥徽:“语言博物馆”澳门蕴藏着何种文化密码?

时间:2021-11-20 12:20:54来源: 意大利侨网


来源:中国新闻社(CNS1952)
 
作者:程祥徽 澳门科技大学顾问、访问教授,澳门语言学会创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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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处珠江三角洲南隅的澳门,是一个以中华文化为主,同时交织着葡萄牙文化的城市。数千年里,中华文明在此源远流长;明代以后葡萄牙人东来,中西文化在澳门交汇交流,并发展为独具特色的澳门文化。多族群、多语言、多文化的澳门,成为不同文化和谐共存、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回归前,中葡两种文化并行不悖,各有流通范围,既有“交汇”又有“交融”。回归后,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形成,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承担起更重要的桥梁作用。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变化是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生动写照。
 
       “语言博物馆”里有什么?
 
       澳门是一座“语言博物馆”,汉、葡、英三语流通。在民间,汉语一直是澳门使用最广、作用最大的语文,使用人口比例始终未低于96%,普通百姓都说汉语,尤其是粤语方言。葡萄牙语文的使用人口比例不高,但回归前一直作为澳门单一官方语文,借助行政力量处于强势地位,少数华人因公务需要使用葡语。澳门回归后,局面发生巨变,中文为官方语文,葡语为正式语文,英语则充当语际间“共同语”角色,若国人与葡人之间沟通不便,常用英语弥补。
 
       宗教方面,澳门居民主要信仰天后、观音以及佛教,虽然天主教堂不少,但华人信众不到全澳人口10%。在澳葡人则是另一种景象,宗教信仰是清一色的天主教。
 
       文化艺术方面,人们喜欢中国式的文艺节目,如舞狮、舞龙、唱大戏,主要收看中文电视台,很少看葡文台节目。而葡人的文化欣赏多是西方的绘画、音乐、戏剧等,华人不太有机会主动参与,直到回归后,年轻一代华人参与相关活动的人数开始增多。
 
       饮食方面,人们遵从传统的中国饮食习惯。葡萄牙饮食特征是红酒、白酒之类,最出名的马介休(鳕鱼)多为游客尝试,没有像华人吃大闸蟹那么痴迷。我住的大厦附近有两家饮食店,葡人开的咖啡店里尽是葡国人或外国客人,台湾人开的食铺尽是华人。
 
       由此可见,中葡两种文化在澳门可谓“各行其道”。
 
       首先,语言交融较少。中葡两语之间相互借词的情况少之又少,汉语向葡语借的无非“司沙”(sisa,物业转移税)、“科架”(folga,假日)、“砵酒”(porto,葡萄牙酒)等,与向英语借词的数目无法相提并论。葡语向汉语借词更少,只有“利是”“荔枝”“台风”等几个词语。
 
       其次,文化沟通不多。例如没有多少澳门人知道葡萄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反倒是中国文学对葡国的影响大一些,如李白、白居易、艾青等。近些年,部分青年学者得到政府或民间组织资助,赴葡修读机会增多,文化沟通也逐渐增多。
 
       饮食存在差异。华人只偶尔吃一餐葡国菜调剂口味,诸如葡国鸡等菜品完全是澳门人的发明。葡萄牙并没有所谓葡国鸡,正如扬州没有扬州炒饭、青海人从没听过青海民歌《半个月亮爬上来》一样。
资料图:澳门大三巴牌坊。中新社记者 陈小愿 摄
 
       “中文+X”:流通和竞争的结果?
 
       回归二十多年,澳门的语言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落实中文的官方地位,二是在澳门推行中葡双语制。此外还有英语地位和需求等问题。
 
       中文教育在“三语流通”或“三语竞争”的环境中推进。由于澳门商业机构、高等院校的行政语言都是英语,受利益驱使,人们学习英语的自觉性最高;学葡语也有实际利益,回归前葡语是唯一官方语言,成为政府公务员必须通过葡语入职考核,今日澳门仍保留许多葡占时期制定的法律规章,因此葡萄牙语仍享有官方语言地位。
 
       长期以来,中文不具备英、葡两种语文的优势,专门学习者少,20世纪90年代的澳门大学中文系甚至为生源发愁。1991至1992年,中葡达成中文在澳门成为官方语言的协议并付诸行动,不过落实很慢。
 
       20世纪90年代末,情况开始改善。为顺利向特区政府过渡、配合公务员和法律本地化,学中文的本地华人和葡人增加,政府也投入大量资源与澳门本地和内地高校合作,开设各类培训课程。此外,中文也通过教育改革满足了社会需求:如澳门大学中文学院前身偏重传统文化,修读者甚少,后增设“应用中文与中文传意”专业,学生人数大增,本人担任院长期间,学院开设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科目,也设有现代文化研究和教学,实现了“传统与现代联姻”。
 
       作为国际著名旅游城市,澳门语文规划也把双语列为重点。双语的组成不止“中葡”一种,“中英”“中日”“中法”“中德”等形式都有必要,双语的排序取决于社会需求和语言所能发挥的功能。例如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加之中国改革开放后与英语国家联系加强,“中英”成为中国境内“双语”规划的首选。澳门作为中国内地对外的桥梁和视窗,也需加强“中英双语”意识和培训。
 
       此外,基于澳门独特历史,“中葡”双语也应继续推行,这不仅是国际交往需要,也有助于“一国两制”政策更好落实,同时满足在澳葡人和土生葡人的社交需要。特别是澳门定位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后,葡语仍是在政治、法律、教育、国际化等语境下的重要语言。这是笔者在澳门语言生活中始终坚持的双语观。
 
       推进中文教育,澳门能做什么?
 
       对于澳门来说,推进中文教育意义重大。
 
       一是确保中文的政治地位。回归后,澳门特区全面落实中文官方语文政策,葡文“一语独大”现象得到改变。但在政府公文、法律规章等方面未完全离开葡文影响,而落实中文教育是保障中文官方语言地位的必要措施。
 
       二是促进地区发展。澳门的发展与内地息息相关,今天粤港澳大湾区概念已深入民心,家住珠海每日往返澳门上班者大有人在。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的名言“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好”可沿用至澳门。促进中文教育,加强与内地的文化联系,是澳门融入内地发展的重要依托。
 
       三是彰显中华文化底蕴。语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中葡文化交往在澳门延续四百余年,葡萄牙文化并没有同化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却给予葡萄牙文化深刻影响。葡萄牙人让本国语言在巴西流通,却始终无法使之在澳门流行,反而中文深刻影响了葡萄牙人:一些长年在澳门工作的葡萄牙人会说流利的广东话,澳门土生葡人的广东话甚至比外省中国人还纯正。具备强大文化底蕴的中文,在澳门这一小岛城市保持着长久生命力。
 
       为更好推进中文教育,澳门的语言规划应作相应调整。
 
       第一,调整三语应用排序。从官方语言地位考虑,三语排位应由回归前的“葡-中-英”改为“中-葡-英”;从国际城市的地位和经贸、旅游、科技、教育等社会需求考虑,三语的排序应是“中-英-葡”。
 
       第二,做好语言发展预测。一方面,普通话是大势所趋:普通话需求提升,应加快推普步伐,对普通话的学校教学、社会推广乃至传媒运用(电台、电视台)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英语发展也是预料之中:应加快培训英语人才,以适应建设国际城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第三,正确对待葡语粤语。一方面,尊重葡语存在,利用自身优势将澳门打造为葡语人才基地。另一方面,处理好粤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粤方言保留较多古代语言成分,记载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宝贵文化财产,要为粤方言的传承留下生存空间。
 
       第四,合理引导语文教育。母语教育方面,除了官方法律和书写公文,还要提升澳门市民使用中文的能力。外语教学方面,面对普、粤、葡、英等多项语言学习任务,应引导市民从社会需求和自身发展作出合理选择。双语教学方面,应配合城市发展需要,统筹规划好学校的语文教育资源,例如在澳门现有十二所大学突出语言教育。
 
       第五,加强机构运作。设立具备语言学理论修养和工作效力的机构,制订和落实好澳门的语文规划。只有这样,才不会在纷杂的语文现象面前失去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发掘澳门语言生活中的珍贵财富,建立起具有澳门特色的社会语言学和语言学研究队伍,承担起语文研究的重任,完成制订和实现语言规划的历史使命。
 
       【作者简介】
       程祥徽,1934年生,著名语言学家、诗人、作家、教育家,澳门科技大学顾问、访问教授,澳门语言学会创会会长。曾任青海民族学院教授、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和中文学院院长、澳门语言学会创会会长及名誉会长,澳门写作学会创会会长及名誉会长、澳门政府文化委员、北京市政协第九届至第十一届委员等。出版和主编《澳门语言论集》《语言风格论集》《语言与传意》《繁简由之》《现代汉语》《中文回归集》《中文变迁在澳门》《面海三十年》《港澳通用普通话教材》《澳门文学研讨集》等二十余部书籍。在社会语言学、风格学和语体学方面做出开创性贡献,开创澳门语言研究,于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2011年获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功绩勋章,2018年获澳门基金会颁授杰出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