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对谈!东西方文明古国如何续写丝路新友谊?

时间:2021-10-25 10:05:32来源: 意大利侨网


        中新社北京10月24日电 题:对谈 | 东西方文明古国如何续写丝路新友谊?

  中新社记者 万淑艳

  两千多年前,西汉和古罗马间的古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最早窗口之一;700多年前,马可·波罗在中国旅居17年后,从他口中的“光明之城”福建泉州出发,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回到故乡威尼斯;如今,“一带一路”让中意绵延千年的友好交往焕发新活力。

  当今全球形势复杂多变,东西方两大文明古国如何续写丝路新友谊?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意大利骑士勋章获得者罗红波,意大利知名汉学家、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意方院长兰珊德(Allesandra Lavagnino)近日在中新社“东西问”专栏展开对谈,作出深度解读。

  中新社记者:中国和意大利是东西方文明的代表。您认为两大文明古国有哪些共性?

  罗红波:中意文明有很多共性。虽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国从古代就已互生好感、互相欣赏,延续至今。两国虽都有朝代更迭、人口迁徙,但都未出现过大的历史断层,都注重历史文化传承。中国文化影响了大半个东方,意大利文化影响了大半个西方,都对世界文明做出杰出贡献。

  中意文明有很多相似性。从秦汉、古罗马开始,两国都有完善的政治体制,都经历过漫长的农耕时期,农学都很发达,都很重视教育。中西医虽不同源,但共性是都尊重科学。意大利人重视家庭观念,这在西方国家里与中国最为接近。饮食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兰珊德: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罗马帝国有统一的法律、政体和便捷的交通系统。这与中国古代王朝没有什么不同,比如秦汉时期也有这种统一的体系。两大帝国分处欧亚大陆两端,当时并无直接交往,却产生奇妙的共鸣和相似的文明形态。

  发展到现代,两国都继承了古代的文化基因,都有很强的文化基础和文化认同。

  中新社记者:“文明因交流而精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在您看来,中国文化对意大利产生了哪些影响?意大利文化又对中国产生了哪些影响?

  罗红波:各文明的交流是促进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

  汉武帝时期,以张骞为代表的使节开始探索西域,虽未抵达欧洲,但丝绸、瓷器、青铜器等传到欧洲。《汉书·西域传》中,罗马被尊称为大秦:“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西方学者拉赫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追求真实地描绘自然,无疑受到东方的影响。”

  意大利也积极探索东方。从13世纪开始,大批意大利商人、传教士来到中国,同时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

  在往来于两国的古人身上,看到了中国渴望探索西方、西方渴望探索中国的共通性。中华世纪坛有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100位名人雕像,其中有两位外国人:马可·波罗和利玛窦,可窥探中意文明交流的广度与深度。

  意大利作家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很大影响。改革开放后,大批中国学生赴意留学,意方为中国开设了留学生直通车项目“马可·波罗计划”和“图兰朵计划”。

  兰珊德:两大文明古国通过古丝绸之路“一线牵”。意大利海边曾发掘出古代中国青铜器,它们通过海上丝路到达罗马。中国丝绸一度成为罗马贵族最受欢迎的奢侈品,古罗马人称中国为“丝国”(Seres)。13世纪中国丝绸纺织技术传入意大利,14世纪意大利丝绸纺织中心卢卡出产的丝绸图案有明显的中国元素。

  科举制度在16世纪被传教士介绍到欧洲,英国多次派使节到中国考察,认为相比西方贵族世袭制,科举制体现了人人平等。西方国家在19世纪前后相继建立文官考试制度,一定程度上受科举制度的影响。

  中新社记者:“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华文明存在诸多偏见与误判。在您看来,西方为何总是误读中国?应如何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国?

  罗红波:中国和西方欧美国家距离很远,历史、文化、习俗、价值观皆有不同,会相互吸引,也会产生偏见和误判。

  近年来越来越多意大利人到中国旅游,他们到过中国后,就会逐渐理解中国。但这仍是少数,意大利人了解中国大多通过电视、报纸、互联网,很多信息歪曲和片面。应多做普通民众的工作,加强交流。

  两国合作如何才能最大限度满足双方的利益,不损害另一方?这需要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意大利人交朋友,建立互利互信关系,才能友好合作。

  如何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国?利玛窦是个很好的榜样。他到中国后编写的第一部中文著作是《交友论》。中国自古以来也强调“交友”,《论语》中就论述了交友之道。中国坚持“和平共处”原则,其实就是“广交朋友”,皆为同理。

  在当今国际形势下,中西交往更应提倡“交友论”,以史为鉴,加强文明互鉴。

  兰珊德:语言文化不同,彼此了解不够,很容易产生误会。所以要多了解彼此,这需要中间人加强沟通和解释工作。因此,要努力培养更多人了解对方的语言文化,他们会成为两国沟通的桥梁。国际形势正变得复杂和敏感,中西方更应加强沟通交流,增加民众接触的机会。

  “中国威胁论”是近年来西方尤其美国的新提法。世界正面临很多新挑战,如气候变化。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各国应为了共同目标而奋斗,加强沟通,和平相处。

  政治是片面的,文化不是片面的,我们应该从共通的文化根基出发,开展建设性对话,对话越来越重要。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中意两国学习对方语言的人越来越多。民众对彼此文化的接受程度如何?面对语言、文化、习俗等的差异,您认为应如何更好地理解彼此?

  罗红波:近年来两国民众相互了解有所增多。中国人对意大利美术、雕塑、音乐、足球、饮食较为熟悉。意大利的时尚服饰在中国很受欢迎。中国还从意大利进口了很多科技产品,如铁路信号技术、直升机、灯具等。中国高校的意大利语专业开设了跨文化交际课,除语言外,还要了解对方的礼仪和文化。中意书籍互译、电影、艺术的交流也在不断增多。

  意大利人不仅喜欢中国丝绸、瓷器、茶叶,对中医也很感兴趣,有些人专门到中国学习中医、针灸。他们还通过中国电影和文学了解中国的乡土文化。

  文明冲突如何才能变成交流融合?沟通很重要。形势越复杂,越要多沟通,才能相互理解、互学互鉴、增进共识。

  兰珊德:我父亲是作曲家,1957年他到中国参与拍摄纪录片《长城》,回家时带了很多礼物:中国书籍、唱片、丝绸等,还讲了很多故事。从那时起,我就被这个神秘国度吸引。大学时我读了中文专业。1974年我被派往上海外国语学院任外教,之后一直从事和汉语及中国文化相关的工作。

  我对古代中国很感兴趣,把《文心雕龙》翻译成意大利语。译本1995年出版后,在意大利文学界引起不小反响。

  20世纪90年代,我又有机会在中国待了4年,那时我开始研究当代中国,特别是文学、诗歌、美术和电影。我还翻译了《灵山》《金锁记》《骆驼祥子》等书。我在中国结识了一些好朋友,如莫言、张艺谋、余华、罗红波教授等。

  2009年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成立后,我担任意方院长。近年来,两国学习对方语言的人逐渐增多,这是大好事,语言是文化交流的窗口。

  米兰国立大学孔院的教材有很多,包括汉语、古代文化、电影、诗歌、音乐等主题,多角度介绍中国文化,让年轻人更了解中国。

  我们还帮助意大利中小学开设中文课。最近几年,伦巴第大区就有50多所中小学开设了中文课,很多老师是米兰国立大学的毕业生。培养新一代的汉语老师,代代传承,是我重要的任务。

  中新社记者:沿着古代友好交往的足迹,中意关系不断焕发勃勃生机。意大利是首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G7成员国。中意交流互鉴在当今有何新发展、新内涵?

  罗红波:中意两国交往有深厚的基础,文化上的相互吸引为交流创造了便利条件。

  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符合其国家利益。意大利经受了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政府债务居高不下,意大利是出口加工型国家,希望与中国合作带来新的增长点。同样,中国也需要意大利。

  古丝绸之路是不同文明沟通的桥梁,“一带一路”要把文明交流互鉴传承下去。

  近年来,中意在影视、文学、艺术、体育、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全面开花。新冠疫情以来两国交流也未停止,双方仍举办了很多文化活动,拉斐尔画展今年就在中国展出。

  20世纪70年代,中国只有不到10所大学教意大利语,如今增加到20多所高校,有些中学也开设意大利语。两国继续扩大留学生的交流规模。

  世界格局正在形成新平衡。意大利很重视中国,主张在中美之间保持立场平衡,不主张选边站。相信中意合作还会加强。

  不同文明的交流和融合,才能达成全球治理和世界和平。在此过程中,中意交流互鉴会注入新内涵。

  兰珊德:意大利一直很支持中国。两国要加深了解,现在仍缺乏了解,要学会欣赏对方的优点,共同迎接全球气候变化等挑战,只有携手应对才能成功。我们必须努力,为下一代建设共同的未来。

  现在有很多中国学生到意大利留学,这是一个好趋势,希望可以巩固和发展这样的交流学习,双方找到共同的目标,实现共赢。

  【受访者简介】

  罗红波: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黑龙江外国语学院意大利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兼任中国欧洲学会意大利研究分会会长。研究方向为欧盟/意大利经济研究及中意经贸合作研究。1993年获意大利总统颁发的共和国骑士勋章;1998年获意大利外交部颁发的文化奖;2005年获意大利共和国爵士勋章。撰写和主编的学术著作有《中小企业王国——意大利》(1996)、《西欧公有企业》(1994)、《产业区直面经济全球化——中意比较研究》(2008)、《变化中的意大利》(2017)等20余部。

  兰珊德(Allesandra Lavagnino):女,意大利知名汉学家、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在米兰国立大学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曾于上世纪70年代到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后于90年代在意大利驻华大使馆任新闻参赞,翻译出版了意大利语的中国文学巨著《文心雕龙》,以及《金锁记》《灵山》《骆驼祥子》等,撰写了众多关于当代中国文化的评论和文章。任汉学研究会理事,意大利中国研究会领导成员,以及《中国世界》和《文化》杂志编辑部委员。